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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秦晖，还是陈志武？
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秦晖，还是陈志武？
——对中国改革国有资产和土地处置问题的一点个人思考
文：黄大川
《南方周末》先后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两篇文章《“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和《新形势“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本文以下所称秦晖和陈志武的文章如果不是特指都是指他们发表在《南方周末》的这两篇文章）。有人说是陈志武驳秦晖，分别拜读两位教授的文章后给人的印象是谈不上他们谁在反驳谁，只是各说各的观点。笔者从两位教授文章出发，谈一些个人对中国改革尤其是如何处置国有资产和土地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一、被误读的秦晖和诊病开方的陈志武
秦晖教授的文章从多角度多层次观察并探讨中国改革30年形成的所谓“中国奇迹”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背景以及对未来有可能面对的隐忧的一些个人担心，而在面对如何推进改革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则只可意会尽在不言中，这可能也是让某些人对秦晖教授文章产生误读的原因。尤其是那段论述，“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引起了很大的歧义，有代表性的质疑观点认为秦晖的文章是小骂大帮忙变相认可“低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多有为肉食者粉饰太平之嫌。但我们从文章的上下文不难看出秦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应该建立非极端左右派都能认可的“共同底线”，欧美各国绝不会在中国低福利低人权经济优势的冲击下降低本国的社会福利和人权标准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毕竟对于那些国家制度性的保障更为重要。
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与秦晖教授文章相比观察问题的视角切入点有所不同，陈教授的文章先是对中国现实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做出了一个综合的诊断，文章经过论证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抑制内需增长，国有经济必然偏好重化工业，国有经济妨碍法治发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陈教授为这个诊断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和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份额，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按着这个方案，每个中国国民最多有可能获得价值6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份额，既可以明晰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又能通过“还产于民”达到“还富于民”的美好愿景，这个国有资产和土地处置改革方案由此得到某些自由派专家学者以及不少草根民众的支持也就不算意外了。
二、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从西方到中国
陈志武教授与张维迎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解决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两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当下中国时局的基本情况的认识有所差异而导致私有化的方式不同，极端效率化的张维迎出发点现实中国应该是一个盛世，所以主张国有资产权贵私有化的方式，因为在盛世社会公正问题不会那么突出；而极端公正化的陈志武教授更多看到现实中国是一个问题颇多的危世，进而提出全体国民平均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不难看出，陈志武与张维迎的主张都有哈耶克理论学说的思想印记，主张自由经济的哈耶克曾经将包括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理论在内的所有倾向社会主义理论都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现在，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理论轮流坐庄。1929年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后，美国1933年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将美国带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之后几十年包括二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占据西方政治主流地位。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凯恩斯体系下的西方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滞涨现象，随着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哈耶克的放任自由经济学理论开始在英美大行其道，尤其是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更是新保守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哈耶克自由经济的理论学说将英美由滞涨带到重新起飞功不可没。但哈耶克理论也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学说，以现在的美国为例，哈耶克理论也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2000年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在他八年的总统任期内，强力推行其在竞选时承诺的减税计划，资本家通过国家减税获得更多的利润收益，再把这些收益进行再投资以此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这明显受到了哈耶克放任自由经济理论的影响。这么做在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在小布什就任总统几个月之后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以强力手段维护保守社会底线制度也是哈耶克理论的重要内容，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毕竟保护美国国民以及盟国国民的基本安全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战后善后事宜，美国本土反恐保护都需要大量财政支出经费，美国国民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安全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布什总统却始终在顽固的推行减税计划，社会福利支出还不能减少，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发行国债通过增加赤字的办法维系政府的收支平衡。进而美国放弃了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元连续疲软走低，这样可以减轻美国巨额外债的偿还压力。同时美国国内已经推行数年的减税政策，使更多的资本涌入到投资领域，房地产、石油、黄金价格的逐步走高都是这种热钱投资效应的反映，其中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倾向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由于房地产所具有的居民居住社会必需品和投资双重属性，迫使一些不具有银行按揭条件的家庭走入融资门槛较低但潜在风险较大的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美国减税和大规模发行国债扭曲经济问题暴露的一个开始，布什政府应对次贷危机有点进退失据，打破泡沫可能使整个美国经济垮掉，维持泡沫可能使问题积累。现在看来布什政府采用的是后一种办法，笔者对此不抱十分乐观态度。
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理论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当专家学者站在其中的一方批判另一方的时候，面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可能带来的经济滞涨，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占有优势地位；当由于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可能带来经济泡沫而蕴藏经济危机风险的时候，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作用愈加突出。两种并非完美的理论学说都是人文科学大浪淘沙的精华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两者应该共同存在于文明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不同时期某一种理论略占上峰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调节。从这个角度说，在秦晖和陈志武之间，陈志武过于强调哈耶克自由经济的社会作用，而秦晖更多是在强调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坚持的“共同底线”，这也可以看作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共同认同的社会底线。所以，我更多认同的是站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秦晖，而不是站在哈耶克一边的陈志武和张维迎们。
前面所说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理论学说都是指在现代西方社会相对较为理性范畴内探讨的，在世界其它地方相对较为激进的社会转型也能看到两种理论的一些影响。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极致化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前中国出现的形式是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的极致化是寡头主义经济学，以变革前的拉美极端自由化最为典型。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理论被某些政客演绎到极致已经不能说是理论原创者的本意了，上个世纪苏东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带有极致化的激进凯恩斯理论的计划经济导致经济严重滞涨无法发展，才有了完全相反极致化的激进哈耶克理论“休克疗法”，以此激进对待彼激进，无异于以毒攻毒。拉美国家由极致化的激进哈耶克理论寡头政治走向今天极致化的凯恩斯理论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就是另外一种以毒攻毒。
三、政府发钱扼制通货膨胀不现实，国有资产权贵私有化和全民私有化都很危险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在今年一月上海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向全国13亿人每人发1000元人民币来抑制由于通货膨胀给百姓基本生活带来的压力，这种说法与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将国有资产和土地以基金份额的形式分配给全体国民的设想如出一辙，只是没有陈志武全部分光国有资产和土地的观点更激进罢了。这个提案显然是受到了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宣布的“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的影响，新加坡去年财政盈余64亿新元，本年计划拨出18亿新元分两次还富于民。在新加坡执行很好的政策拿到中国就有“东施效颦”和“淮南为桔、淮北为枳”之嫌，新加坡财政盈余是在包括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都完成后的结果，刑普提出的用发钱方法扼制通货膨胀并不能保证向国民发的钱被更大规模的通胀抵消的风险存在。中国现有13亿人，如果每人发放1000元，则是1.3万亿人民币，这对于财政支出5万亿预算的中国政府来说实现有理论上的可能。中国财政支出有太多该做的事情还未能尽如人意，如果可能，将1.3万亿投入到教育、医疗、低保、农业补贴上面效果一定会更好，如果财政支出还有富裕还可以考虑减免某些争议较大的诸如养路费、工商管理费、审批收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等措施如果能够有效推行，实际效果都会好于给每个国民都发钱的建议。
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全体国民私有化通过基金份额平均分配给国民国有资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有过实践，实际效果却很糟糕。俄罗斯曾经发给每个国民1万卢布国有资产券，但随着变现压力增大和卢布大幅贬值（最多时贬了9500倍），1万卢布国有资产券之于绝大部分俄罗斯国民都是灰飞烟灭。如果陈志武教授的国民私有化的建议措施在中国实行，可能带来比当年的俄罗斯更惨痛的后果。将大部分国有资产划入一个或几个基金中再等额分给全体国民，可以自由买卖，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套现压力将剧增，结果只能是分到国民手中的资产大幅贬值。这可不是中国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有较强基础，社会大众有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就能解决的，毕竟在资本市场“筹码集中价格上涨、筹码分散价格下跌”是铁律。如果国民分得国有资产和土地真的不幸大幅贬值，这些本来就是估价的资产资源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泡沫膨胀，国内主要经营性资产都将大幅贬值，中国的经济极有可能因此垮掉，中国只能重复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动荡的老路，而且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来看，包括固定资产、房地产、股市在内几乎所有投资品种的价格都居高不下泡沫很大，银行系统问题严重，经营性资产全面大幅贬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甚于当年俄罗斯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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