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经济蓝皮书：明年房价上涨趋势不可避免。蓝皮书分析了房价上涨趋势不可避免的技术层面的原因，回避了政治原因。中国物价疯涨，客观的讲，技术层面原因也是存在的，但根本的还是政治原因。
   
    中国社科院将中国房价上涨趋势不可避免的消息公示于民，较之于中共“报喜不报忧”的阴暗铁血的执政历史，在社会控制上是松动了一些（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松动本身就是中国民主力量持续冲击政治专制的结果）。中国房价上涨，以贵阳而论，2000年，城市中心地带的房价在每平方米2000元上下，2007年就是每平方米5~6000元。短短几年之间，就长了1~2倍。这是疯长。短短几年之间，中国疯长的不仅仅是房价，所有物价都在疯长。以猪肉价格，几个月前，还是10元1公斤，今天已经是25~30元1公斤。中国民众艰难不堪、民怨沸腾。如果中国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物价的疯长比起政治专制制度来，要直接得多。其社会基础的意义也要明白好懂得多。政治专制制度是因，物价的疯长是果，而且是最有火药性的果。

   
    中国物价疯长的政治原因，源于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原因。在政治认识的层面上，中共是以强词夺理的所谓历史观和政治观欺蒙中国民众的。这个强词夺理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是说人类历史将必然进化到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的五阶段说。）然后，这个人类的进化过程是由无产阶级推动和掌控的。再然后，中共就自己把自己定性（实际当然是包装）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中共自己说自己既代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代表全中国民众，是中国民众的“三个代表”。之后，中共为了要“三个代表”中国，而养有8千万党众（要控制十三亿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可能真要8千万党众。不然，怎么控制得了？），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数。中共强迫中国民众养活着这个数量庞大的政治集团。中共一党专制制度的本质理解，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名义，依靠国家的公权力（或者军队、警察、以及千百万个党支部等等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实行社会控制和社会掠夺，以养活一个数量庞大的官僚腐败集团、利欲熏心集团。其日常的政治过程就是这个利欲熏心的官僚集团以各种借口对中国的掠夺和占有，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钱勾结，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以发展经济为名，疯狂的毁灭中国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竭泽而渔，肆无忌惮的掠夺中国民众的国有资产和土地资产。中国数以亿万计的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以及各种矿难、人权灾难和社会灾难，就是遭受掠夺的结果。中国物价的疯长，也是中国广大民众遭受中共官僚腐败集团、利欲熏心集团掠夺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真正发财的是官商勾结、权钱勾结者们，而不是中国的民众。所谓的发展经济、社会转型，把中共的官吏转变为富人，把中国社会的资产都转到了中共官僚腐败集团的手里。和中共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致富一样，今天的中共是“控制中国，分国有资源和资产” 致富。中共当年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抢劫式的剥夺；今天中共依然依靠的是枪杆子，是霸占式的剥夺。在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一个人要通过几十年的辛勤奋斗才能够富有，而在中国，中共的腐败官吏们，只需要几年、几月甚至几天，就会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人。为什么？因为掌握特权、掌握着枪杆子，因为官商勾结。在这些百万、千万、亿万富人的另一面，是千百万因为失地、下岗而艰难生存的民众。中国的卖淫、抢劫、爆炸等社会犯罪的泛滥，中国的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腐败，腐败又因为特权，特权就是没有宪政与法治，就是一党专制。今天，中国民众象当年遭遇中共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6.4屠杀一样，又遭遇中共的物价疯长！
   
    在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对策和解社会》的公开信中，指出股市和物价是“横在中国社会的一对子母弹”这个中国的社会现实。“ 弹”的意义就是爆炸、炸毁、毁灭。“子母弹”的意义就是双重爆炸。如果一重爆炸就会导致中国社会动乱，波及的还有可能仅仅是政策；双重爆炸的社会后果，炸毁的就是包括中共政权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秩序。而遭受灾难最重的又是中国的广大民众。炸毁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最直接承受灾难后果的又是中国民众。两相权衡，代价还是大了一些。但如果中国民众甘愿承受这个代价，而最终革除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中国人享受永久的安宁、富裕与和平，享受一个宪政与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国民众并非不会作出这一决定性选择。原因有二：一、现实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民以食为天”嘛。这相似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要求活路的揭竿而起，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二、在中共革命史教科书的教育中，中国民众在历史观和政治观上开阔了眼界，知道革命原来可以改变生活处境，可以让物价降下来，还可以革命出一个好的、正义和法治的制度来，可以生活得象个人样。从在中共革命史教科书中，中国民众知道了必须进行革命的主体，原来就是今天被专制和被剥夺的被欺压的自己，而革命的对象原来就是贪污腐败、长久剥夺民众的中共。中国民众知道了要革命的正当理由，知道了革命换来的是自己能够象人一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能够象人一样的生活人生几十年，那么，为什么不革命。为什么不废除一党专制制度，建立一个宪政法治的中国呢？
   
    物价的疯长，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就必须改换政府，就必须是换掉执政党。与民主宪政国家相比，中国的物价疯长，没有改换政府和换掉执政党的宪法制度和程序，这就是一党专制制度的恶劣。中国物价的疯长，是中国社会的千百万个家庭和十几亿个人的现实的民怨沸腾，再加上几十年来遭受中共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6.4屠杀的惨痛经验，对中共官僚集团的腐败、贪欲和无能的深恶痛绝，新恨旧恨，人性之恨、正义之恨，一起爆发，应该是中共中国物价疯长的逻辑。
   
    物价疯长引起的社会动荡和革命，既是民众要求活路的现实的紧急选择，也是人类社会的政治逻辑。历史案例，其他国家就不说，仅以中国的辛亥革命讲，武昌起义之前，就有1910年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发生。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就是起源于米价的疯长，是现实处境下的民怨和历史积累的民怨两大民怨的总爆发。现实处境是米价的疯长，历史积累的民怨是腐败的官吏和外国的不法开发商的勾结（外国开发商不用本地的建筑工人）。武昌首义与这个总爆发就有逻辑关系。武昌首义的军人们，受到当时革命党人的鼓动，可能还不如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的艰难生存境况的感受来得实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就民怨引起的社会抗议行动的数量与规模，和深度，都不是一个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可以相比的。其民怨也不能相比。其民众的政治觉醒也不能相比。是民怨埋葬了满清的专制政权。
   
    物价的疯长与社会动荡和革命之间，有必然关系。社会动荡和革命之间，也有必然关系。
    革命的低限是民众寻找活路处境下的改朝换代，超越低限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之后还要建立一个新制度。革命之于中国，就是建立一个宪政法治的中国。
   
    尽管，长久被中共官僚集团剥夺的中国民众，积压多年的革命情绪，一经有了革命的理由和目标，知道要想既回避和绕开革命，又能够根本改变自己被剥夺的现实处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尽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要把真实的炸弹、砖头和石块和投枪和匕首全都投向北京，也不是在法律之外要对一个具体的个人如何如何施行暴力。但愤怒是肯定的。愤怒加上理性的、有规模的、能够持续不断证明自己力量的社会抗议运动，总是可以争取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必须工具。革命是现实行动，炸弹、砖头和石块是一种比喻，有似于鲁迅的投枪和匕首的比喻。但，炸弹、砖头和石块的比喻是政治的，关涉到中国民众不公正的现实处境和革命要求。而鲁迅的投枪的比喻，是文化的，或者说，是修辞性质的。
   
    物价疯长，中国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不可避免；物价疯长，就是中国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的根据和理由和前兆。就目前来讲，避免中国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的主动还在中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汪兆钧先生“和解社会”的对策是理性和有意义的。但也要看到，这还只是中国人真正拥有和享受到宪政与法治社会的第一步。而且，就是这第一步，今天的中共集团（不仅仅是胡、温）会听和会做、能听和能做吗？如果，是拒绝和拖延，象覆灭前的晚清一样，搞一个“x x 年实行宪政”，中国人将怎么办？
   
   
    2007年12月20日于贵阳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