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进入民国，从胡适、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联署声明、宣言，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开信。1980年代末，这一公开信传统复活，包括施雅风、许良英、刘辽等先生代表的科学界，包括吴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艺界都曾发表表达政见和良心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运动中达到高潮，大量的公开信令人应接不暇，包括钱钟书、巴金等人都参与过此类签名。1989年以来将近19年的时光中，中国社会自主表达内心意见的行为几乎只能以公开信的方式，或单独一人，或多人联名，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5年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宽容呼吁，如2004年蒋彦永医生给“两会”要求重评89的公开信，如“冰点”整顿风波中的那些公开信，如天安门难属群体年复一年给“两会”的公开信，如最近半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几封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昭示着，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程序的国度，生活其间的人们说出真实心声的艰难，也显示了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所有写进宪法的堂皇说辞依然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张期票。公开信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个古老民族并没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异样的声音，公开信的存在同时证明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我们的权利受到剥夺，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受到伤害时，缺少保护我们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过程序安排以外的公开信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开信说得简单点，就是单向的，一方面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多数时候都是置之不理，当作没有听见，强势总是不习惯于倾听弱势的和平声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时才会醒悟。从康梁变法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洋务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之梦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蹒跚地在现代的门槛之外犹豫、踯躅。从“公开信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已经不容忽视，不容耽搁。现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博弈”这个说法，今日之国中，如果有所谓的“博弈”，也不过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开、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间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对话的博弈。

   在我看来，“博弈”一词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绝对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完全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强势单方面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彻底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无序的“博弈”。特别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或者出现了这种契机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对话”一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词毕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曾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从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最后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决议。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试图以对话方式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对话铺平了道路。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重庆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对话的代表不仅仅来自对峙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想一口把对方吃下去，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言论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一次被暴力打断、被暴力取代是20世纪中国的伤痛，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人曾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将近19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圈可议、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就有许多值得反省、需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恰好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注定还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一晃19年，“对话”这个词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时代”，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我相信，“公开信时代”终将被“对话时代”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