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为一个“汉奸”翻案----读老枭《还汪精卫真实面貌！》有感而转 /东海一枭(余樟法)

他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产生的第一个汉奸。“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他便在那时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他所代理委员长的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本身即有相当的“汉奸”嫌疑。为了抗议它的成立，还在1935 年12月9日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游行，就是号称与“五四”齐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或曰胜利成果，便是“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学生们为什么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呢？这是因为它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为了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半自治组织，是中国政府对日本让步妥协的结果。是年7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的签定，“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已难以在华北立足。当时，华北最大的军事集团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他们过去是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集团，和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集团一向貌合神离，日本人觉得有希望把他们拉离中央政府，最终实现华北独立，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以二十九军的军事首脑为主体，成立了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名义上还从属于南京政府，但它“变相自治”的性质，路人皆知。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汉奸”却仍然嫌它亲日的程度还不够。在代理了委员长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改派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这些人，“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　　　　由是，他的“汉奸”名声，乃成铁铸。其实，在此之前，人们就普遍认为，他“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在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日军向平津大举进攻、驻防的二十九军奋起反击的危急时刻，二十九军内部却出现了“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3]的奇怪说法。而他，正是三十八师的师长。　　　　甚至在7月9日，事变后的第三天，三十七师一部“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他竟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　　　　在“七七事变”之前，他也一向是这种态度，即与日本“和为上”。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甫一上任，日本人就送来一份“礼物”：派伪蒙军武力攻占了察北六县。[4]而他对此国土沦丧居然毫无作为，把这份“礼物”照单全收了。　　　　到了1937年3月，日本人邀请宋哲元访问日本。宋哲元不愿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去，于是，他去了。这一次的访问据说是毫无结果，但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他和日本人签定了密约。而按日本人的说法，则是“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再往前呢，他的历史记录也相当不佳。他的军事生涯开始于北洋军阀系统的车震部。该部奉袁世凯之命入湘讨伐护国军，结果被护国军打得大败，全军覆没。他得到同乡的资助，才返回了家乡。　　　　然而他并没有死心，三个月后，他又投入了另一支军队。这次，他虽然依旧没有选择南方的革命军，又选择了北洋军，但他那个旅的旅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冯玉祥。在随后的十年几内，冯部逐渐由一个混成旅发展为三十万之众的西北军集团，他也由一个见习官升到了师长。在蒋冯阎桂中原大战里，他“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连蒋介石也对他另眼相看，在张学良通电拥蒋、西北军败局已定后，给他空投了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当时，其他接到蒋介石委任状的西北军将领，如宋哲元、吉鸿昌、梁冠英等人，无不是方面大将，只有他，是个小小的师长，可见蒋方对他的看重。但是他没有接受。　　　　可是，就是这位在内战里“勇猛果断”的“大将之才”，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软弱，一再声称“和平解决为上。“七七事变”后，我军战事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退，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却留了下来，在日军的刺刀下当上了北平市长，并且主要的“政绩”就是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大量招纳汉奸、亲日派。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在给南京的电报里也说：“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艳实现。ZZ(他的名字缩写)、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除了他做了汉奸，还能怎么解释呢?　　　　爱国华侨陈嘉庚说：“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以前的我们不说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正式打响，他身为守土有责的军人，却还在那里言和，难道不是八年抗战里的第一个大汉奸吗？　　　　二、后来，很多人为他的“汉奸”名声翻案　　　　有人举出了他以前的抗日业绩。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大展神威的大刀队，就是他三十八师所属的赵登禹旅。他也曾“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他却因此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还有人写诗称颂他：“军称模范久驰名，誓与倭奴苦战争。深夜出兵来杀贼，刀光闪烁气峥嵘。”　　　　反驳的人会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汪精卫以前也是主张抗日的，曾有过因为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的近于幼稚的壮举。一直到长城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听了前方的报告，得知中日两国在军火、战力上的差距，才慢慢地有了主和的倾向。这个“汉奸”的心理说不定也是这样转变的。尤其他是个军人，和汪精卫那样的政客还不一样。那时候的军人，手上的部队就是他的一切，有了部队就有了说话的资本，没有部队就什么都不是。在这样的思想下，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不肯积极抵抗日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为他辩护的人则认为，他也许确实对日军的炮火震惊不已，由此生出了避免武装冲突、和平解决为上的想法。但他的主和，不是无条件的一味主和，而是在双方尚未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尽量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争取最大的利益，至少也可拖延时间。这种想法，不仅他有，宋哲元也有，而据二十九军副军长、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回忆，蒋介石也对他指示说“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　　　　所以，当他在察哈尔省主席的任上，日军指使伪蒙军武力攻占察北六县时，他并非不想以武力再夺回，“但未获宋哲元批准。”　　　　他访问日本，是因为当时宋哲元必须和日本人打交道，不能拒绝这个邀请，但宋考虑到“如果自己亲自出访，一旦日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于是决定从部下另挑一人，这样“在日期间如遇类似情况，可以须请示宋为由而不作答复。”他因为当时担任天津市长，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较多，所以被选中了。有朋友对他说：“为什么要去日本呢?这于你的名誉是不利的。”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ZZZ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　　　　在“主和”的思想指导下，卢沟桥的隆隆枪炮声也没有能打破他的幻想。宋哲元和他一样，在处理这次事变时，仍然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在三十七师一部准备主动出击时，因为抱着这种想法，他才会通过军部命令三十七师不许出击(他是三十八师师长，不能指挥三十七师，所以必须通过军部)。　　　　到了7月底，形势恶化，二十九军独力难支，被迫南撤。这时宋哲元认为，“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人负责与敌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就留给了他，因为他“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为了日后他能向世人辩白，宋哲元还特意写了手谕给他。所以，他留下来不是要当汉奸，而只是要与日本人周旋，为中国的抗战争取时间。他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举动，显然也是为了向日本人故作友善，以增加回旋的余地。

　　以上的辩护，大家也许会觉得有些面熟----对了，怎么这么象张学良丢掉东北后，有人说是因为奉有蒋委员长的手谕？那么，到底他是忍辱负重的英雄，还是自甘堕落的“汉奸”呢？　　　　当时舆论的回答是一致的。他留平的消息传出后，一时盛传是他逼走了宋哲元，自己留下来做汉奸，“舆论大哗，皆曰可杀。北平街头也纷纷传闻：‘出了汉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军官兵得知此信，也纷纷把ZZZ照片撕得粉碎（当时二十九军各部都挂有旅以上将领照片）。”全国舆论都直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Z逆ZZ”，就象后来他们一律称汪精卫为“汪逆精卫”一样。　　　　他的北平市长并没有当久。8月7日，他宣布辞去一切职务。两天后，他化装离开了北平南下。为他辩护的人说，这是因为他的民族立场坚定，日本人看到从他那里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去转而酝酿扶植彻底倒向日方的傀儡组织，他再留在北平已无可为。　　　　舆论却兴高采烈：“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三、为他的“汉奸”名声彻底地翻了案的，是他自己的行动　　　　三年后的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发动了“宜昌作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枣宜会战。这时，他已经是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除了他自己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外，还有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八军团、第二十六军等部，总兵力达15万余人。他的任务是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备，于是留了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将主力配置于襄河东岸，以迎击敌人进攻。　　　　从5月1日日军发动进攻，到5月6日，激战六日下来，因为形势严峻，他决定亲自到襄河东岸去督战。部下纷纷劝阻，认为总司令应当坐镇指挥，不应该亲临前线，他执意不听，带着手枪营和右翼兵团的预备队第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在7日拂晓渡过了襄河。在河东转战三日，他和河东各师陆续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闻知总司令也在河东，士气大振，战斗行动更加有力，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截断。　　　　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总共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也只有四个师团)，集中攻击他。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加起来只有2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装备则远远不如，但他仍然坚持要留在河东和敌人周旋。战至15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敌人包围。当时，他“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之日军则有五六千人”。部下数次建议他转移突围，都被他拒绝。　　　　因为敌我众寡悬殊，到16日下午4时左右，他“身中七弹”，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时年49岁。抗战期间，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共有两人，一个是1944年5月战死于黄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另一个就是他。　　　　他叫张自忠。　　　　他的身后备极哀荣。“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当时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以张自忠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国葬殊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并题词“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1943年张自忠殉国3周年之际，周恩来著文将其誉为‘抗战军人之魂’。”　　　　而当时已被共产党开除、困居四川的陈独秀的题词则格外意味深长：“岁寒然后知松柏”。　　　　　　　　四、张自忠的绝境是他主动要求来的　　　　很多迹象表明，张自忠的绝境是他主动要求来的。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完全没有必要亲临前线。另一位在抗战中战死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撤退时被日军追上，不幸殉国的。再比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将军，也曾身陷绝境。当时他奉卫立煌之令向黄河南岸撤退，被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幸亏忽然天气变化，雷电交加，风雨狂作，他才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　　　　我对李、刘二位将军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他们都是在撤退时被敌人追上的，而张自忠则是主动渡过襄河，以两个团加一个手枪营的兵力和敌人周旋。战斗都发生在东岸，如果他留在西岸的总部里，是不会有生命之虞的。他决定渡河时，部下就已经一致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到了河东，他和各部队取得联络后，日军调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双方实力悬殊已显，这已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块死地，已无生的希望，应当赶快转移。张自忠打了一辈子的仗，不可能不明白当时的处境。　　　　当然，从我军在抗战中的很多英勇表现来看，置自己个人安危于度外的中国将领，绝非只有张自忠一人。比如李、刘二位将军，如果平时总是畏缩不前、望风而逃，也不会陷入绝境。上面的对比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是，结合张自忠其他很多的言行，我想，张自忠是带着“求死”的心去打这一仗的。这种心态很清楚地表露在他过河前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里：“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再比如，有人说：“张将军平日衣着十分简便，但此次出战却穿上黄呢军服，带上中将领章，一反平日所为。”那么，他应该在出战前做了必死的打算，所以才衣着如此整齐，宛如入殓时的盛装。　　　　甚至早在1939年8月，他赴重庆述职，事毕回到防区前，到冯玉祥那里去辞行时，就已经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了：“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张自忠又停住了。他预感到自己很难再与冯先生相见，决不能就这样与先生分手，他还要再看一眼自己的恩人，他还有话要对先生说，便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重重地向冯玉祥磕了个头......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明白，荩忱(张自忠的字)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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