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四
   杨爱程
   
   那次运动之后，我母亲和许多被认为「历史不清白」的人，都被带到县城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集训」。大哥和大姐每隔一段时间去看一次，来回步行上百里路程。平时他们又都在十几里地以外的小镇上学，家里祇剩下三个最小的。祇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才能盼望大哥或大姐回来顶替母亲的角色。
   

   我想我可能是今天中国人中少数对「人民公社」多少还存有好感的人之一。因为，当时父母都被带走了，大哥大姐也不常在家，三个小孩子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二姐倒会做一点简单的饭食，无奈粮食没有了，柴火没有了，油盐等物没有了，好心的同族人虽然可以偷偷地帮上一把，但到底不是长久的依靠。正在这时，「人民公社」来了，大家都到「公共食堂」免费就餐。村里办了幼儿园，我被带到那里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住在一起。因为没有起码的卫生防疫办法，我和别的孩子一样，不时染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传染病，害得我哥哥请假回来背着我去十几里地以外的镇上去看医生。尽管如此，我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又有人管吃管住，倒也省了许多事。五八年秋天我母亲被放回来时，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对她感到生疏，只知往幼儿园跑。
   
   但是好景不长，「地上的天堂」来得快去得也快。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公共食堂」，把农民几年里积存下来的粮食耗尽了。先是细粮不见了，后来粗粮也定量供应了，再后来就只有越来越清的大锅「粥」了。其实那已经不能叫「粥」，不过是开水煮野菜而已。记得有些日子，每个人每天的定量只有二两粮，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还要从中克扣，留给「社员」们吃的也就只有清水和野菜了。除了野菜，食堂里还试着用锯末加上麦麸做成馒头，或者把麦田里割掉庄稼后留下的麦草根再挖出来，磨成粉，掺上麦麸做馒头。所有的办法都想过了，也试过了，饥荒却更加严重了。终于，「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大吉，让大家各自在家里起伙。没有粮食、蔬菜、柴草、油盐，很多人甚至连家常用的铁锅都没有了，因为在「大跃进」中，铁锅被抄去「大炼钢铁」了。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都遭受到极为严重的大饥荒，每天都有人饿死。仅甘肃一省，就饿死了几十万人。据有人估计，在那段时期，全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之间。一到秋收季节，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来监督收割过程，除了留下种籽和少量口粮外，全部被押运去送交国库。干部和民兵还有机会趁着值勤的时候私分粮食，「五类份子」和一些不被干部信任的人，就只能从地里寻找遗漏的禾穗和洋芋，以补充不足。所以，连续几年，都是冬天未过，口粮已尽。春天播种时，人们想方设法偷种籽吃，夏天庄稼还未长熟，人们又去偷青穗。此外，就只有靠采摘山里的野草填肚子了。我们村里有一个青年人饿得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夜里把原属他家，后来交给「生产队」的耕牛偷偷地牵出来，身上背着一口锅和一些干柴，到一个离村子很远的山沟里去，把牛弄死了煮肉吃。也不知道他吃了多少，总之一直到撑死为止。这种死法虽然显得很痛快，其实也是在饥饿的逼迫下出现的自杀行为。
   
   那时，我父亲也被释放回来了。他是因为没有粮票而饿了好几天，买不到车票，忍着饥饿步行了好几百里路回到家的。沿途只能靠好心的村民救济才没有饿死。回到家时，双目已十分模糊，双脚肿胀发紫。父亲在母亲照料下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他似乎被「劳动改造」成了一个极为驯服的人，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甚至连教训子女的天然权利也放弃了。在五九年到七八年的二十年里，每当下雪或霜，他都要早早起床，去为村党支部的房顶和院子义务清扫。我只有到后来才明白，他这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按共产党的「大道理」讲，像他那样「被改造好」的「阶级敌人」不再对子女有「反动」影响，因而其子女就有可能被「教育」好。
   
   我父亲回来后不久，就遇上了大饥荒。他和母亲一起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可吃的东西。在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人只能靠吃野草度日。父亲懂一点中药知识，有效地防止了我们误食有毒的东西。那时，因误食毒物而中毒的很多。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觉得你每天都有死去的可能。」
   
   然而，母亲却另有想法，她坚信她的主一定会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她只是更多地祷告，更多地唱她那时常唱的赞美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父神喜乐。」（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这首配上了中国北方民歌曲词的赞美歌，给了她和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安慰。同时，她用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寻找足以维系我们生命的食物。也许正是凭着她的信心，我们一家人才奇迹般地度过了困境，全都活了下来。就连我这个最小，因而也最羸弱的，也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