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刘自立（北京）
李慎之
徐良英
有一个朋友近来和我说起，何以六四只反官倒，不反体制，还帮助共产党抓起反毛者，来了一个保皇派和民主派的天然联合？
我们先从一个现象开始入手。这个现象就是，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说＋党的改革说＝自由主义说，是否摒弃了民主。
这个课题不是我的发明。在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拜读他和许良英先生二人的信通，可以察觉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这部通信集的一种内容，被载于兹，可以参考。（见《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民间印刷。）
这个观点之争，被许老说成是：关于要民主，还是要"宪政"之争——民主和宪政之歧义，是不是存在——所谓宪政主义，是不是迎合了威权主义——所谓威权主义是不是在共党领导下，来一个摒弃或者最终摒弃民主的"护法运动"。这个争执当然非常重要，重要到连民主也会受到官方和精英的挑战。这个精英主义，按照许先生说法，就是不要民主，而要所谓"宪政"和"护法"——请注意：这里，假惺惺者们把专制主义的新加坡方式和邓的极权主义中共方式，横加混淆，鱼目混珠，结果导致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论，有几点：一，中共国可以不要民主，而要胡、赵，要党领导这场政治改革——任何民间的政治力量只是在体制内玩耍——他们还说，民间，本来也没有任何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党；就是"无取代论"——所以，唯此唯大、唯老胡、老赵＋老邓——那么，现在是谁呢？！
二，他们说，不要设想来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在共产党"实践真理"说的前面，做到"坚持"和"猫论"，或者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这个改革说的价值论，就是王元化说过的"新启蒙"，和五四无关的所谓"启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共党"软实力"、使世界中国化。
于是，四，他们把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切割于五四，借鉴于一二九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做成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延续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之"新蒙蔽"运动。于是，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真谛，在这些混淆论者的笔下，产生变形。这个影响的发效，就是六四民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伟大功绩"，是由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直接导致的杰作。
我们的根据，来自李慎之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说法。
他们在90代和00年代初叶有关于此的讨论，是这样说的——
"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988年前后，他看中了北京的金**……他1987年初从美国回来经香港接受《百姓》半月刊陆铿的采访，说了这样两断令人震惊的胡话：1、美国人是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还要解决全世界的精神生活问题。2、1986年国内学潮平息了，现在可以放手搞改革了！到了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声称：民主仅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我曾当面驳斥他：是你自己没有读过民主的书，不懂民主是什么，怎么可以说人家也不懂。他倒是老实承认了。
这种人很会钻营巴结权贵（如邓力群），又善于投机取巧，很有蛊惑人心的本领。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结论中竟然提出：落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专制的铁腕'。这是吴**1989年初提出'新权威主义'的先声。当时我写过几篇驳斥文章，内地报刊都拒绝刊登。"（许良英信函，2001年11月21日）
接到李慎之回复后，许又言——
"1989年初听说王元化要搞一套'新启蒙丛书'，对其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直至1993年包遵信出狱后找我交谈中才知道当年王元化的'新启蒙'与五四的启蒙精神不是一回事。……据他自己说，他是90年代经过反思后否定了五四，以后他似乎也没有再用过'新启蒙'这个口号"。（许良英信函，2001年12月1日）
而李慎之坚定认为，"不过你说八十年代初王元化提出'新启蒙'竟是否定五四的新启蒙却使我大感惊讶。我不能想像除了回到五四以外还能有什么'启蒙'。"（李慎之信函，2001年11月21日）（关乎这一点，我们严重保留意见。主要根据是吴宓对于五四摒弃孔孟之仁道，采纳法家；摒弃希腊民主价值论，采纳马克思进行的当时之批判——在1920年。见《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着）
这些说法，对于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不但诗歌朦胧，政治学原则同样朦胧的现实，做出了提示。于是，我们才说，六四，国人的整体觉悟和学生觉悟，正好原出此道——这个道数的原则或者精髓就是：由党来领导民主自由。幻想于兹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六四！全面地、过分地、偏执地肯定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祸害在此。六四十九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始终是八十年代学界思维的产物。这个东西，依然鼓噪精英政治加宪政主义。这些东西的现在表现是，要在政治以外层面，争得宗教自由，施行维权运动；要施行非暴力主义原则，而漠视官方暴力前提；主张由共党做为领导政改主体，等等。这些说法和做法，于六四时代的运作如出一辙！
于是，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分析，越来越明显。
这个分歧就是，一方认为，要继续由共党或者某些精英（改革派）掌控政治改革——这是对八十年代所谓"启蒙运动"的无效重复。我们认为，这些精英力量很难启动中国真正的政治改制。换言之，六四运动的天真烂漫之政治原则，全部起源于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误导——而这个东西，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挣扎不死以后，现在，正在沦为新一轮的乌托邦幻觉。其终旨，就是用"宪政主义"排斥真正的民主内涵，并和党内所谓"改革派"，形成一道新的党文化防线，以期在将来发生变故的时候，继续其共党不死运动，共党改革运动，共党清官运动，等等。
许师言——
"他（指刘军宁——自立注）几年前用'宪政'取代'民主'的说法，对青年政治学者影响很大。不到一个月前还有人向我大谈'宪政革命'，'宪政运动'，我给他泼冷水，他说我'迷信民主'！实在可笑！现在看来，对民主进行反启蒙的，不仅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还有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许信，2002年12月31日）刘，据说以后放弃了这个看法。
而在另一方，我们否认在中国可以实行这种由"改革对象"完全控制的官场改革。这个历经三十年的改革，现在完全破产。制定包含革命在内的某种选项，也许已经摆上日程——是不是应该争取这个选项，还要研讨。
故此，我们现在认真阅读李、许二师的信通，真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因为，他们涉及了这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民主，或者"宪政"——这是一个问题；且不可用"宪政"（共产党宪法框架）压制民主。
这个课题难道不够重大，不值得深入探索吗？！ --------------------------
原载《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