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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朋友的新衣”----答李更十诘
李更曾以《李更如是说》一书荣获“酷评家”殊荣。近年在《珠海特区报》“海天”副刊主持一个“奇人访谈”专栏，其访问方式是笔谈——李更因人制宜写下十个问题，受访者逐题笔答。已有张鸣、傅国涌等人入其圈套。
2008年1月上旬，李更将我也列入其猎奇目标，发来“十诘朱健国”。面对其居心险恶的“十诘”，我想起其父李建纲（前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小说名作《牌》——说一个老劳模终生住在一间破屋里面，除了四壁都糊着历年的劳模奖状，穷斯滥也。然而领导总要在每年生产困难的时候发动他带头加班大干社会主义，年终常常是别人搬新居升新官，他仍在破屋里贴新奖状。人们笑称他是领导手中一张牌，平时忘记，“娱乐”时才会想起。想不到李更将乃父阴毒挑拨的小说技巧演变为文学酷评，我本当敬而远之，但想到曾国藩曾教导李鸿章，即使是与夷人打交道，也还是本着一个“诚恳”二字可以最终“无技巧胜于有技巧”，遂直言我《警惕“朋友的新衣”》之人生策略。
其问答如下。
以“朋友的新衣”去皮见骨揭露“皇帝的新衣”
李更（1）：对提问者进行提问是个困难的事，尤其是面对你这个高明的提问者，任何问题都可能显得幼稚，我算是个了解你的人，但是越了解越不好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朱健国是个麻烦的人，这个麻烦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不怕遇到麻烦；喜欢找麻烦。能够麻烦别人，就尽量麻烦别人；能够麻烦自己，就尽量麻烦自己。因为你的复杂，反而不知应该提哪些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采访者，我想的就是在采访中解释麻烦，以便解决麻烦，同时自己要避免麻烦。不知道健国兄怎么看待自己？
朱健国：借用孟子的话，你是“善哉问也”，说得通俗而精辟，礼貌而诡秘，我确乎一个极“麻烦的人”，非常挑剔。既麻烦自己，也麻烦别人，既麻烦权势者，也麻烦弱势者，既麻烦陌生人，也麻烦朋友。我有一句格言：将每一个朋友得罪（批评）一次。其理论依据在于，既然每个人都必然有缺点，为什么不能对每一人都童言无忌？其历史借鉴在于鲁迅先生。鲁迅是得罪朋友的大师，胡适、林语堂、刘半农都曾是他的好朋友，鲁迅却能毫无顾虑地尖锐批评他们。我以为这是鲁迅最可贵的地方。说实在话，得罪朋友比批评权势者更需要胆识与学识。政界的病根往往在文化界，因此文化界朋友互当诤友，是一种净化政界的“防患于未然”。监督社会应该从监督朋友开始。“朋友的新衣”比“皇帝的新衣”更普遍更难直面。当今中国，更缺少对“朋友的新衣”的警惕，许多人是宁可看着朋友祼游也不愿提醒其不仅仅并未穿新衣，而且是一丝不挂，惨遭了骗子的欺诈。
所以，我愿意做一个通过直言“朋友的新衣”去皮见骨揭露“皇帝的新衣”的“阳光小孩”。我想，如若每个人都能“得罪”（提醒）朋友，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快正气浩然。当然，这种监督并非包括朋友的隐私与生活，而多限于学术和与公众利益相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公共事务。
但这一追求往往遭到恶意曲解或善者的误解。鲁迅先生似也遇到过。说，有人知道他是写小说和杂文的，就常常回避；但鲁迅笑道，无须这般害怕，“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黾，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我之所以坚持这一“麻烦”，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 “伪现代化”研究者、“共生主义”探索者、杂文作家。前面两个脸谱是近十年得到的，“杂文家”的帽子有20年了。一般来说，“杂文家”都是要得罪人的，但“新基调杂文家”只得罪庙堂的敌人，“公民写作杂文家”只按执政者解释的宪法批评“错误者”，而政府解释的宪法并不等同宪政，袁世凯的宪法和美国宪法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鲁迅风杂文则有些“为在野党讳”。我是以研究“伪现代化”和“共生主义”为基础的“杂文作家”，“伪现代化”是一种言行背道而驰的谎言社会，“共生主义”反对任何名义的暴力，主张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一切违反宇宙共生规律的现象皆在批判之列。因此，我这个“杂文家”与传统的诸多“杂文家”不一样，我的批判范围要更大更广更深，要通过批评一切反共生的问题而促进人类共生，万物共生。可以说，没有人不在我的批评视野之内，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四面树敌”（其实是四面悬壶济世）的人。
广泛的批评是高度共生的重要基础。
近十年我的经典麻烦有“四大笔仗”：1997年“质疑余秋雨”（批评余秋雨谀颂深圳乃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8年“质疑何清涟”（批评何清涟只许自己批评别人却压制学者对其批评），2005年“质疑鄢烈山”（批评鄢烈山的杂文倡导以“焦大之骂”为“公民写作”），2006年“状告收获”（批评中国顶级文化期刊《收获》杂志刊登虚假广告——在巴金去世一个月后还说巴金仍在主编《收获》）。
这“四大笔仗”的对象，有两个曾经是朋友，即何清涟、鄢烈山。二人皆有“乃使勇士往詈齐王”之威，自然，我遭遇了空前的毁詈，至今未了。
语云：“青春无悔”。我誓将“朋友的新衣”和“皇帝的新衣”一同揭露到底。
力图纪录“伪现代化学案”
李（2）：我想，还是来谈谈你的访谈吧，从1996年开始，你把自己的文字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到了访问各种各样文化、政要名人上，你是想代人立言呢？还是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自己的思想？
朱：我向来主张“六经注我”，“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块垒”，我手写我心。
1995年我在任职《中华读书报》深圳记者站站长时，开始了写作转向：从原来写杂文为主，转向写人物访谈为主。十多年来大约采访了三百多人，采访对象以文化界为主，施蛰存、王元化、蔡尚思、王蒙、祖慰、方方、池莉等着名学者、作家，兼及政界改革者、商界争议人物和底层草根代表人物，如李锐、任仲夷、袁庚、雷宇、牟其中、史铁柱、杨剑昌、安子等。由于我有采访后再沉淀一段时间再写出来的习惯，约有三分之一的采访至今还未能写成文稿或定稿。
我做人物访谈，实际上是为我的“伪现代化”研究做做系列调查和个案研究。就像黄宗羲通过做《明儒学案》——对明代学人学术历程一个一个的梳理概括评述，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我则是通过人物当面采访加上事后资料搜集，力图纪录“伪现代化学案”，展示“伪现代化”大潮中各种文化政治商业人士的沦陷与挣扎，借此疾呼共生哲学。
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李（3）：反正我是在对受访者有好感时才去采访对方的，当然，首先是要对受访者有极大兴趣时才能有问题想问。帮助别人扩散影响，其实就是一个普通采访者的基本想法，既然这样，那么肯定是要以受访者完事以后感到高兴为前提的，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采访者，为什么？
朱：多数情况下，我也是在对受访者有好感时才去采访，但也有不少是因为采访对象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虽然并不赞同其言行，我也仍然以极大兴趣去采访。比如1998年底我采访牟其中，并非因为喜欢他，但是对其独特理念与实践深感兴趣，觉得是一个伪现代化的难得标本。
这样你就可明白，何以我的人物访谈，不能像大陆有些记者学人的人物访谈风平浪静，这与我独特的人物访谈理念有关，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1、访谈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化、颂扬、讨好受访人，而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追求人间真理，因此，访谈稿是在对历史负责的前提下尊重受访人，如遇与对历史负责有冲突之处，将不以受访人及其追随者满意为准，访谈稿将竭力为存历史真相而保留不利于受访人和采访者的原始材料。（这一原则深受袁庚等智者的赞同，但遇到一些以为采访者必以受访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就难免发生争执。）
2、为了切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凡访谈必公开录音、照相，甚至录像，据此整理出访谈稿，尽力原汁原味地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我深信再好的记忆力，也顶不上录音机，包括受访人，事后也须以现场录音为准，而不能以受访人自居而随意否定现场录音——受访人可以事后改变意见，但不能否认曾有的现场录音之真实性。
3、依据国际新闻采访惯例，“新闻采访稿无须经受访人审阅，文责自负”，对于受访人没有要求事后须审阅的访谈稿，或本人没有承诺送受访人审查的访谈稿，一般不给受访人审读。经验证明，访谈稿送受访人审订，虽可以避免极个别的词语误听误会，或进一步扩展意见之便，但却可能使受访人删除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和深刻而敏感的思想闪光。因为再伟大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总有一种趋利避讳美化自己宣扬自己的潜意识，这一“自我保护”在访谈时会因情绪高涨有所放松，情不自禁流露出许多常态下掩饰的真情和潜意识，而到审稿时，则在高度“理性”下加倍强化“自我保护”，不惜删改一些真相真情真思想。如据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晚年曾对他多次说过，“他（鲁迅）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所以，访谈稿以不送受访人审查为上策，除非一些开明者承诺，采访者对受访人删节的真话有权再恢复。当然，这亟需让读者明白，访谈稿只是受访人的“思想时点数”，只代表受访人在访谈时的思想，并不能说是受访人始终如一的思想。
4、我的人物访谈一律是对话互动，不是只纪录受访人一人之说的“单口历史”（因此与纯粹的“口述历史”采访规则有所不同）。虽然访谈稿中多是受访人主讲，但主导访谈的是采访者——不同的采访者访问同一个受访人，因访谈目标不同、问题不同、倾向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访谈稿——所以，访谈稿具有采访者深刻的个性，其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受访人接受采访者的采访，就是将自己的谈话授权给采访者传播。须知，没有经过录音或文字纪录的谈话，是没有版权的。
5、因访谈稿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特殊情况下（如因时间紧张采访者在现场将时间让与受访人多说话），采访者有权在事后整理文字时，对自己的某些“缩写对话”酌情作一些不改变意思、语气和语境的精确恢复或延伸，以便让受访人的话语得到更清晰的解读或注释。
6、除特殊情况，我的访谈稿一般不及时公布，多在数年后选择一个适当时机传播。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充足的时间反复核对原始资料，查证相关背景；二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对历史负责的访谈稿在最具影响力的时机“以一当十”；同时也可在时间检验中淘汰一些历史价值不大的访谈稿。所以，我至今仍有许多已有十来年历史的访谈稿未发表，如关于蔡尚思先生的三十万字长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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