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陆流行的当代中国文学大师排名榜前六位。1995年9月，预告即将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对上述‘座次’（借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的词语）有所更动，鲁仍居首，余则不然，对此下面另议。
   
    先讲稳坐第一把交椅的鲁迅。他生于1881年，论年龄比紧随其后的郭大11岁，后面诸位更比他小一轮以上。论德高望重，亦似无人能及。故其于当代中国文坛领袖群伦，应无争议。近年有争论的，倒是另一个话题：反右了鲁迅会怎么样？
   
    事缘新世纪之初，鲁迅独生子周海婴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提到1957年夏毛在上海会见文化人，罗稷南向他提出上述问题，毛答曰：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

   
    对此，罗孚在其新作中评论道：
   
    毛泽东这话使人震撼。鲁迅是他尊之为圣人的人，这话却把鲁迅说成不是不识好歹之徒就是不敢坚持真理的懦夫，否定了自己对鲁迅的尊敬。
   
    这同时还反映出来，他对鲁迅的赞词其实是假的，即使受尊敬如鲁迅，也不许讲‘不识大体’的真话。而一般人就更不要有什么言论自由了。连鲁迅都不免于右派灭顶之灾，连‘圣人’都难免不成为囚徒，这阳谋就真是太可怕了。（罗孚《文苑缤纷》，天地图书，2007年，12页）
   
    50年前的反右属毛的阴谋还是‘阳谋’，迄无定论，兹不置评。倒是罗孚所揭示的：不许讲‘不识大体’的真话，值得深思。这个‘不许’的反面，倘以肯定句式表述，即‘要听话’之意。什么叫识大体，最简洁的回答莫过于：听党的话，或浓缩为‘听话’二字。其最高典范，便是据说连美国西点军校都对之深为敬佩的雷锋。
   
    这里不妨回顾一件40多年前的往事。话说1963年5月，伟大领袖御笔一挥：‘向雷锋同志学习’。金口玉言，全国凛遵执行。然而，学雷锋，学什么呢？领袖的亲密战友，除陈云养病久已不问政事外，其他全体出动，一一题词，解读圣意。
   
    少奇同志曰：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小平同志说：谁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谁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学习和生活（大意）。刘`邓异曲同工，着眼点在雷锋助人为乐，即所谓‘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精神。说老实话，这也是雷锋最为人称道之处，或曰其最耀眼的亮点。
   
    敬爱的周总理以务实精细著名。他列举出雷锋精神的‘方方面面’：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尔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真是具体而微，滴水不漏。尽管‘公尔忘私’似乎比领袖提倡的‘大公无私’境界略低（少奇同志《论修养》只提‘先公后私’，又等而下之了），但已看似无懈可击了。
   
    否！刘`周`邓都未能领悟‘今上’之真正用意。唯有‘接班人是俊杰’（借‘郭老’词一用），林彪同志写道：
   
    学习雷锋同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两年后，将要荣升副统帅的‘育容’（林彪字），更将此补充完整，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四句话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听话’两个字。
   
    由此想到，篇首排名榜的老六曹禺，90年代初去世前，回首后半生即1949年后，再无好作品面世。为此后悔莫及地长叹曰：我太听话了！时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曹，总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了句大实话。
   
    如果说，曹禺‘太听话’，可能包含不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因素，那么，名列次席的‘郭老’，就是自觉自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了。这‘驯服工具’论，源于刘少奇《论修养》的精神。但自从号召学雷锋，其日记中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胫而走，‘驯服工具’与‘螺丝钉’成了同义词。再经林彪画龙点睛，‘党’与‘毛’也划了等号。于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的六亿人，都要听毛这个万岁爷的话。而‘郭老’便是首席御用文人。其作品之不堪，也就顺理成章了。
   
    相比之下，身为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可以说保持了知识人的良知，基本上并无随波逐流，留下为人诟病的文字。
   
    印象中，50年代前期读过他的《谈谈水浒人物和结构》，那是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一篇文学评论。文中对林冲`杨志和鲁智深作了精辟的分析，结语称对林冲‘哀其不幸，怨其不争’（大意，也许记忆有误）；‘对于杨志，同情其遭遇而鄙弃其为人；对于鲁智深，则除了赞叹，别无可言。’堪称入木三分。再就是60年代初的《谈谈最近的短篇小说》，重点在称道茹志鹃的《野百合花》，还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文字优美，鞭辟入里。
   
    此外，他也评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商洛壮歌》：
   
    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鲲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余，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不多，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散文般字字珠玑，解读之余，给人以美的享受。以上评论，分别见于50至60年代初。
   
    若论与毛相知之早和深，文化人中无人超过‘茅公’。20年代中期，毛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时（部长汪精卫长期不到任），时名沈雁冰的茅盾便是他手下唯一的干事。另有一位办事员。就三个人撑起整个宣传部的摊子，有时杨开慧还得帮上一把。毛较沈（茅）年长五岁。彼此合作共事愉快。但27年沈脱党后，与毛渐行渐远。
   
    中共建政后，沈出任首任文化部长，实际有职无权。故整风鸣放时他对此颇有微言（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明报出版社，2004年），但讲得很有分寸。大概以他对毛的了解，无论于其阴谋或‘阳谋’，均早存戒心。到64年左右文艺界整风之际，连周扬都失宠了，沈的部长自然也当不下去了。
   
    文革之初，竟调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中将出任文化部长，茅公大概庆幸自己早已脱身吧。由此亦可见，他不是毛心目中‘听话’的人。而他17年中没有任何作品，也就减少了许多麻烦。虽然根据其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列为江青点名批判的‘毒草’，但主要靶子是‘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加上属其旧作，相对而言没什么不得了。
   
    至于巴金和老舍，应当说都是竭其所能为‘新中国’效力的。尤其老舍，从因《龙须沟》的成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起，一直努力不懈。但除了《茶馆》与《四世同堂》外，其余新作均属吃力不讨好。而《茶馆》和《四世同堂》，并非当局提倡的‘主旋律’类型，并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它们反映的是老舍所熟悉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自晚清至民国时期都市的一个侧面。但却扣动了读者与观众的心弦，其中《茶馆》连西方世界的德国人也为之鼓掌喝彩。从根本上来说，这两部剧作都跟‘听话’南辕北辙。
   
    韩战时期的巴金亲临朝鲜半岛，深入到前沿阵地的坑道里，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采写‘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事迹。如此奋不顾身，可谓听话矣。但志愿军战士到底不同于觉新`觉慧型的青年，他力不从心。直到80年代‘新时期’到来，胡耀邦`赵紫阳的宽松开明，才使他的笔摆脱了以往重重的羁绊，《随感录》喷涌而出。这是发自胸腔之内的呐喊，而且真正与大众心有灵犀，自可传世，无需任何人的推介，更不必由官方颁赠什么奖项。它所揭橥的‘讲真话’与‘听话’完全背道而驰。可是，面对这样一位耋耄之年的文坛耆宿，当局也无可奈何。
   
    回过头来讲30年代的鲁迅。虽然他自称遵奉‘前驱者的将令’，但早有研究者指出，他不是没有主见，轻易听话的那种人。（曹聚仁《鲁迅评传》）毛自己也说鲁迅‘没有任何奴颜和媚骨’。
   
    所以，这六位名列前茅的大师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听话’不可取，求真不可弃。
   
    最后，说一下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座次。小说家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居第七。此排名榜主要争议在金庸。说来话长，且待下回分解。
   
    （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