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的学识才气超群，是众所公认的。她于1954年的高考中，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其同窗沈泽宜回忆往事时这样写道：
   
    “林昭是北大的第一才女。中文系主任`著名作家杨晦先生有报告请她代笔，游国恩教授发现她在古典文学方面有远远超出一般同学的造诣，曾力劝她转入文学专业，欲置之门下悉心造就，但她更爱的是新闻事业。”（《走近林昭》，明报出版社，2006年，135页）
   
    这位沈泽宜也非同一般。他比林昭早一年进北大，原在西语系，因系主任冯至觉得他“有文学才能”，劝其转至中文系。他遂遵从这位自己敬重的文学前辈所嘱，转入中文系一年级重新开始。其“学业成绩全面优秀，连续数年被确定为‘优等生’”，而“全校优等生每年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十人。”（同上，135页）但他对林昭却十分佩服。

   
    在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中，沈泽宜是第一张诗大字报《是时候了》的首位作者，张元勋是中途加入的。其后这张大字报成了辩论的中心话题，林昭挺身为之辩护。可见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以思想的深邃而言，林昭显然比两位须眉男子更胜一筹。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林昭作为智者，在精英云集的北大已属出类拔萃，对于普通民众便显得高不可攀，难获知音了。如果说，57右派中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的价值观，脱离了一般工农的认知程度；那么，像林昭这样反现代迷信和极权专制的先驱，便难免陷于孤军作战，并在无比凶残的毛之暴政下被压成齑粉。
   
    倘回顾中国近代史的进程，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已推翻了皇权，但几年后即有袁世凯的洪宪登基，虽然80多天就下台了。这证明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云“唤起民众”，的确是“同志仍需努力”。因为，民众对于国民革命要实现的“自由平等”，还谈不到有什么觉悟。革命的先行者和普通老百姓的认识相差太远。
   
    关于这点，毛曾经说过：“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而毛在49年坐龙庭之后，更极力推行愚民政策，使“人民的不觉悟”延续下去，以维护其极权统治，或者说不称皇帝而比皇帝更厉害的暴政。
   
    所以，像林昭及其战友，如果放下身段，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会更为实际一些。虽然，由于他们处于长期被监管的状态，许多事都做不成。但哪怕是在监狱或劳改农场、劳教场所，仍有接触底层民众的机会。哪怕只影响一个人，那也等于撒出了火种。何况林昭养病期间，条件比在狱中好得多。
   
    1959年至1960年间，林昭和兰州大学右派张春元`顾雁商议编刊物《星火》，62年在苏州和黄政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和计划，此类触犯当局的敏感行动，风险太大，而收效甚微。尤其后者属于“结社”，被中共视为大忌。窃以为，如像顾准一样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探讨若干理论问题，即使当时不能发表，对于保存自己，继续战斗更为有利。
   
    至于1964年至65年，她两次写信给柯庆施，三次致函《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可以考虑改用别的形式行事的。正面冲锋不适宜的时候，迂回或甚至暂时后退，对一个战士来说，未必就不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效果。我们已经痛失林昭，我们再不能让对手有太多的快意。“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提倡的“韧”，还应继承和发扬。
   
    （0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