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模仿《站起来，大伯！》，那是上一世纪8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一首诗，作者杨牧，新疆石河子地区专业创作员，90年代调任四川省作协主席。
   
    据说该诗缘自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中共“开国大典”举行之际，一位沧桑满脸的老农民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突然面向城楼上高悬的巨幅毛像下跪。在场执勤的一个解放军年轻战士见状，立刻上前搀扶，一面柔声劝说道：“站起来，大伯！”
   
    记忆中，这首诗发表于大陆最权威的《诗刊》，且列于该期篇首。盖当时高层正致力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清除对毛的个人崇拜。说实在的，我似乎并没有从头到尾拜读，但诗题却铭刻于脑海中。所以，前天在网上读了《下跪的自由》一文后，当即联想起将近30年前的这件往事。

   
    诚如该文所言：“下跪的‘自由’不是自由，用自由来为下跪辩护，是对自由的侮辱和背叛。”“按照‘正派社会’的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如果受到侵犯和羞辱，即便受害者本人并没有感觉到，社会也有理由感觉受到了侵犯和羞辱。看起来没有伤害他人、完全出于自愿的跪拜行为，与我们所说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这些无疑都是不刊之论！
   
    在此，笔者只想补充一点相关的历史发展之事实，聊作狗尾续貂。
   
    我中华泱泱大国，许多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源远流长。下跪即其中之一。尽管俗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昂藏七尺的铮铮铁汉，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卑躬屈膝，“纳头便拜”，以示敬意，却属司空见惯。试看《水浒》英雄，108位好汉，无论最高层的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中层的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低层的鼓上蚤时迁、锦毛犬段景住，见面礼几乎无不是：“推金山，倒玉柱”，下跪。虽有同时互相对跪，但更多的是一方主动，尤以“宋公明哥哥”为最。你可以讲宋此举，无非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或曰“作秀”。但其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不能不耐人寻味。
   
    有关跪拜礼节之来龙去脉，大概可以写成一部专著。此非区区之所能为。仅谈谈下跪之陆续消失，似乎应归因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大力倡导的思想启蒙。窃以为，此乃孙先生易风俗而正人心之一大贡献，其意义决不能低估。
   
    诚然，由于缺乏军事实力等种种原因，孙先生发动“国民革命”的目标未竟全功。对此，去年大陆某学者曾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演讲中，将之与袁世凯作比较，谓袁清末推行新政、兴办实业、建立警察等均有成效，而孙则一事无成。其论点固不无事实根据，但倘超越现实功利而着眼于思想信仰，则孙先生在形而上方面，创立三民主义，宣传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令国人震聋发聩，开始与国际接轨，绝对是功不可没。
   
    这里面，就包括废除跪拜旧习，见面实行互相鞠躬，彼此握手为礼。无论地位高下尊卑，党内互称“同志”，社会上互称“先生”。不再像《红楼梦》里似的，下人称主人为“爷”、“太太”、“小姐”，自称“奴才”、“奴婢”。
   
    尤其要提到的是，孙先生自己一直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丝毫特殊。因此感人至深，影响更大。遗嘱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上述礼节、称呼等的改革，是人格平等的体现，也是个人自由所攸关。如果说，辛亥革命公认的最大成就是推翻了清朝皇帝，那么，此后无论谁在中国要公然做“皇帝”，要底下的人行三跪九叩之礼，便必然处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境地，从而顷刻彻底崩溃。袁世凯即是例证。
   
    孙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继位。他在30年代前期全力剿共以求国家稳定之余，也曾推行“新生活运动”，以智、仁、勇、礼、义、廉、耻为伦理，扫除社会恶习。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功效不彰，但目标是与孙中山先生求自由平等相一致的。
   
    不过，无可讳言，皇权专制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跪拜之类风习长时期以来一直难以根除。尤其是若干具帮会色彩的社团，更是习以为常，世代相传，积重难返。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对毛的顶礼膜拜臻于极致，标榜“横扫四旧”的文革期间，与敬神仪式无异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以及一度流行的男女老少大跳“忠字舞”，将毛捧到比以往历代皇帝都无以伦比的高度。人们手持“红宝书”，面向毛的巨幅画像，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际，虽然没有行三跪九叩之礼，实际上大陆亿万民众全都在其淫威下屈膝低头，于是，尽管中共建政之后跪拜已很少出现于公众场合，但人们的潜意识中反而并不将之与一己尊严相联系，某种情况下甚至对此完全麻木了，根本无所谓。
   
    这里有个例子，见之于李志绥的《回忆录》。他讲到：1966年11月10日，毛要检阅250多万红卫兵，周恩来建议毛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把地图在地毯上摊开，然后“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对此，毕业于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李志绥很不以为然。他写道：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1994年，491页）
   
    40多年过去了，大陆经济突飞猛进。然而人们的思想在许多地方一仍其旧。此次季羡林教授和赵本山收徒，跪拜之礼堂而皇之，电视传媒隆重其事加以报导。充分说明精神面貌的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真是谈何容易！
   
    或者有的港人并不在意这跪拜仪式，会认为无须大惊小怪。因为本地社团向来如此，也不觉得对社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殊不知中港文化背景大有差异。一国两制，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可以五十年不变，这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但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上与皇权专制势同冰炭。跪拜这一套不管怎么说都和社会主义无法相容。何况北大副校长、德高望重的季羡林教授并非某个社团的“大佬”；身为著名演员的赵本山，应该也不属于某某堂口的管事者。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你情我愿，私下举行这种跪拜仪式也会为人诟病，广为宣扬招摇若此就更加不妥了。
   
    在此，谨以虚长几岁的一介香港同胞之身份，向那位虔诚地下跪的复旦大学教授，以及行礼如仪的赵本山一众新门徒诚挚地说一句：
   
    站起来，老弟！
   
    （0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