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历过半世纪前“反右运动”的人，大概很少没听说过“六、六、六”，即六月六日六教授。六教授者：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与陶大镛也。他们参加了章伯钧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反党黑会”，时在1957年6月6日。事件因而得名，由于它发生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两天，又跟当时大陆广泛使用的一种农药同名，故特别好记。
   
    这六位中的前三位，系民盟“科学规划”工作组成员，自美`英留学归来的顶尖科学家。后三位乃人文社会科学界名教授。结果全部名列大右派。
   
    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了不到30年，费、钱二位“觉今是而昨非”，于86年12月大彻大悟，对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发起筹办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不以为然，而且毅然采取“革命行动”，向当局举报，致使其流产。翌年1月，方`刘被开除出党，方并被撤去科大副校长职务，许据说因“邓小平一时说不出其名字”得以幸免。

   
    邓小平的确气魄不凡。他大刀阔斧，赏罚兼施。论功行赏，让钱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者虽然要令年逾古稀的钱奔波于京沪之间，且未必比得上其在50年代所任的清华大学副校长风光；但前者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已算充分回应钱于告密信中自称还有余热可发挥的暗示，慷慨地赐予当朝一品的官位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此30年前，钱曾经是知名度居于三甲地位的大陆自然科学家。所以他在当日会议上曾得意洋洋地说：清华学生要求蒋南翔下台，拥护他当校长。不料清华校长梦未圆，他就厄运缠身，二、三十年郁郁不得志。如果说反右时邓有亏于钱，那么，这回算打平了，谁也不欠谁。
   
    非但如此，90年代初的一次“两会”期间，钱更担任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的角色，以往这都是由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扮演的，而该副主席自然非中共党员莫属。钱在二、三十名副主席中居于十名以后，他以民盟副主席身份，能破格获此殊荣，尽管只是按照上头预先准备的稿子念一遍，也是大大的恩宠了。印象中，如此安排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写到此，不妨回顾一下，50年代那个“黑会”的一麟半爪。据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往事并不如烟》所述，其“倡议者、操办者”为胡愈之，“民盟的主心骨”，中共秘密党员。
   
    据章伯钧后来在农工民主党的批判会上交代说：
   
    会前一天，胡愈之与曾`钱`费三人到其家中，称有要事商讨。“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高教部长，曾为副部长---张注）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习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张注）（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217页）
   
    六日上午开会。除增加黄、吴、陶三教授外，另有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章、史两位民盟中央副主席主持。
   
    上述的闵刚侯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后来在七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发六月六日的这次会，“给全国人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大致情况如下：
   
    “会议开始，章伯钧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费孝通第一个发言，他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据说北大有一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费孝通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钱伟长插话，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
   
    费孝通接着说：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
   
    章伯钧插话：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
   
    曾昭抡又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转引自《反右派斗争始末》，218-219页）
   
    限于篇幅，不再详细征引下去，只提一下钱伟长的发言要点。一，“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二，“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三，“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同上，220页）
   
    几十年后，另一位在场者叶笃义作了这样的说明：
   
    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00-101页）
   
    对“六六六”会议的提议，周当然没有采纳。章伯钧和六教授是太热心“帮助党整风”了，说难听一点，便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好心换了个驴肝肺”。
   
    不过，32年过去，风水轮流转。1989年六四之后，邓小平似乎想起了钱伟长说过的话，便让民主党派“出面做学生的工作”。那时已经出动了几十万大军，平定了首都局势。“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完了”。
   
    可惜，此一时彼一时，此际“民主党派说话”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因为，他们全都乖乖地在“吃共产党的饭”。学生们不会找钱伟长或费孝通“领头”。
   
    六教授中，曾昭抡（1899。5。25--1967。1。28）最年长，地位也最高。他是曾国藩的曾孙，1926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被称为我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化学研究开拓者。反右之后他被撤掉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幸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出面，请他到该校任教。文革中含冤去世。
   
    吴景超（1901--1968.5。7）是安徽徽州人，与罗隆基`闻一多并称清华三博士，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同为费孝通的老师。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学是中共完全否定的，注定落得悲惨的结局。
   
    黄药眠（1903.1。14--1987），广东梅县人。他于1928年加入中共，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是创造社后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兼诗评家，美学大师。中共建政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生于1918年，上海人。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46-48年曾在英国做研究工作，后来也长期任教于北师大。他所专长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势同冰炭，其处境可想而知。
   
    曾、吴、黄、陶四人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跟费孝通（1910-2005）和钱伟长（1912--）二人后来的转向，形成鲜明对照。
   
    应当指出，作为科学家，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是有贡献的。
   
    费孝通早年进行的农村调查深获业界好评。80年代之后，先后获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赫胥黎纪念章及百科全书奖等国际知名学术奖项，可以说为国人争了光。
   
    至于钱伟长，1941年就提出了“钱伟长方程”，享誉欧美。无论数学、力学以至中文信息学，其造诣均获高度评价，故有“万能科学家”之称。他出身贫寒，早年曾获其叔叔钱穆提挈，他对这位国学大师也很敬重。可惜，在政治倾向方面叔侄二人分道扬镳。钱伟长转向后曾说：像自己这样的教授，思想容易脱离实际，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又说：一生受到的磨难和锻炼是有益的。如此为当局的洗脑政策和残酷暴政开脱，简直匪夷所思。
   
    写到此，记得六四之前，方励之已被开除党籍及撤去科大副校长职务，但还能获准出国讲学。方却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继续鼓吹中国应效法北欧，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方教授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我只信服他就其本行说的话。
   
    我以往很钦佩该发言人的外交辞令，故借用其说法：钱伟长教授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我只信服他就其本行说的话。
   
    不过，得知美国导演史提芬史匹堡辞去中国奥运艺术顾问一职后，我觉得应当加上一句，不管什么家，只要他说的话有助于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我都一律信服。
   
    （0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