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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独立是瓦解中共政权的最后途径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1/30/2008
国家的分裂，就像一个家庭的房子裂开；又像结发多年、有儿有女的夫妇离异，各领着判归自己的小孩、各奔东西、领组新家，国家的分裂总是带来凄苦和悲怆，以及大国荣誉感的丧失，因此任何一个深爱中国的人都决不愿意中国分裂，但是，任何一个对人类苦难有怜悯之心的人，也决不愿意中共对中国人的戕害继续下去。因而，当维护国家统一和争取自由发生矛盾的时候，中国反专制的仁人志士将面临极其痛苦的艰难抉择，应该何去何从呢？我以为，如果中国的历史无情地走到了国家统一和自由两者不可兼得的十字路口，选择分裂是一条悲壮的正道。
这首先是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谓主权，很大程度上是指国家或政治实体对领土的所有权，也即对土地的所有权；所谓国家，首先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因为没有权力意志，对人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人不能为他人或任何组织领有，这已经成国际准则：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共国在内，一个人即使生在某个国，他也可以选择不做该国的国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国不也有许多知识分子移民美国、加拿大吗？可见，人权是高于土地领有权的。孟子说：“天生蒸民”，人类的起源幽远神秘，人并不像青菜萝卜那般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人，可见，人并不是土地的附属物。具体的个人生命有限、不可复制，土地却可以长久的存在，而且，离开了人，再富饶的土地也实现不了文明价值，将始终停留在蛮荒状态，因此，人比土地更加宝贵。综上可知，人的价值高于土地的价值，这是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然原因，或者说“天理”。由是可知，如果主权危害了人权，人们损害这个主权、毁弃这个主权就是合乎天理的正义行为。
“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哪国人”；从人类建国的初衷出发，在遭受暴政迫害时，一国之内群体也有权选择分离。人类组建国家的初衷是保护特定地理范围内民族、群体的福祉，如果一国之政权（国家权力的据有机构，国家意志的化身）不能够保障该国国民的福祉，或者该国国家政权根本就是该国国民的戕害者，则这个国家的国民就有权颠覆这个政权，如果缺乏力量颠覆这个政权，该国各地的国民也有权策动地方独立，分裂该国的主权。以屠杀和欺骗建立的中共政权完全是一个与人类建国初衷相悖的政权，五十七年来，中共以最卑鄙的方式向世界证明：这个政权是中国人的劫持者、奴役者、残害者，是盘附在中国各民族肌体上的毒瘤和吸血鬼！因此，中国人有权颠覆这个国家政权，颠覆中共国的国家政权是替天行道，就是千秋不灭之功绩，何罪之有？在缺乏力量颠覆颠覆中共国的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策动地方独立，一举而挣脱中共国的“主权”锁链，就是合乎天理的正义行为，以独（独立）攻独（专制独裁），天经地义！
“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哪国人”。先有人，才有国家，人高于国家；从人类建国的初衷出发，国家（国家政权）与国民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国家保障人，人则效忠国家。因此，如果国家侵犯人权，则是国家单方面撕毁了契约，人就有权反抗国家、分裂国家。
当然，国家的分裂毕竟是痛楚的，它意味着兄弟省份比邻为国、壑栏高深、界线分明；它意味着同一个民族的分裂、甚至亲戚之间分离于国界的阻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它更意味着当地的汉族同胞沦为遭受民族歧视、甚至民族迫害的悲惨 民族。中国的分裂，就像一个古老大家庭的成员，收拾好东西分家而去，原本热闹喧哗的熟悉大家庭不复存在，很快崩塌湮灭于风霜雨雪中，成为草蔓深深的残堩断瓦，难免带来悠然神伤之情。国家的分裂，使得原先国民的大国荣誉感一扫而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民众的精神难免出现普遍的颓丧之情，这种艰难的新适应的过程将会给独立的新国家带来挑战。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就经历了这一艰难的过程。国家分裂以后，新独立的国家的资源总量无可避免的大为减少，因而不可能集聚大量的人力和物资发展高尖端的科技大项目，因此中国如果分裂，就不再具备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潜力。
作为中国人，我们既渴望自由，也不愿意自己的祖国分裂：没有自由不可能强国；而如果中国分裂了，就不可能成为世界超强；一国之强大是一国之文化的保障和后劲，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世界超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强势的影响力。
我们这些中国人（包括海外第一代华人），毕竟成长于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汉字和汉语言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如果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强势的影响力，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将难以充分地实现，海外第一代华人知识分子也很难谋取专业工作，往往只能干一辈子蓝领，这对其学识和早年的生命都是极大的浪费。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的大一统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最理想的前途当然是既自由，又统一。但是，中国人应该看到：当前中国自由与国家统一不可兼得的现实存在；专制大一统继续的危害远远大于国家分裂。
以下的现实因素，决定了中国自由与国家统一不可兼得的危险可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一，现今的中共政权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文革”结束以来，中共已经自我毁弃1979、1989两次自上而下和平演变的大好历史机遇，现在的中共统治集团，已经恶变为操控市场的庞大的、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其对政治改革的抗拒早已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根本利益的对立，因此，现在的中共统治者对民主化的抗拒远比十多年前更顽固、更疯狂。现今以胡锦涛为头子的中共中央，厉行比江泽民时期更专制、更残酷的暴政，五年来堵死一切和平改良的渠道，对包括维权人士在内的“不和谐”因素“露头就打”、“决不手软”，甚至连经济政策都向计划经济倒退...在中共胡中央严酷的专制倒退统治下，现在中国不仅不可能和平改良，连“天鹅绒革命”那样的和平革命的机会也相当渺茫。
二，自下而上暴力革命成功的时机难求。高智晟、胡佳发起的维权行动先后被残酷打压下去，而没有引发任何群众效应，这说明：自下而上的成功的暴力革命的时机现阶段并不成熟。当前中国民众愚昧、麻木、冷漠，除非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了，否则任凭中共践踏人权也不会造反。而中共国现阶段出现1960年那样大饥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现在中共弹压群体性事件的手段日益精致老道，除非激烈的群体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同时爆发，否则不足以威胁中共的统治。而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同时爆发激烈的群体事件可能性难以估摸。但愿近年能有出人意料的外因引发这样的局面。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为中共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诱惑，继续对中共国奉行绥靖政策，所以不能指望美国等西方国家能为中国争取自由民主出多少力。即使中共发动侵台战争，只要战争迅即结束，都不能指望美国能够出兵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除非中共发动的战争严重升级、演变成持久战。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维持中国统一的前提下，现阶段要推翻中共统治，现实可行的，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但革命的时机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有可能出现革命的时机迟迟不来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糟糕的情况怎么办呢？没有革命的时机，我们也必须尽快推翻中共的统治，因为中共统治持续的时间越久，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昂，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性就越大。“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时候就必须策动中国地方独立、分裂中共国，我们宁要新的春秋战国，也不要亡国灭种--中国整体性的全面崩溃粉碎。
地方的割据的可能性一直是中共政权的软肋，现在则是中共死穴之一，现阶段策动各地独立的时机已成熟，因为：
一，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官僚集团坐大；中共中央与地方官僚的利益很大程度不一致，比如现今胡温中央保政权的宏观调控，就遭到地方官僚的强烈反对。随着地方官僚集团与地方资产阶级的紧密结合，中共中央与地方官僚的利益抵触是必然；现今中共头子胡 、温的权威尚不如江泽民、朱镕基，地方官僚抵制中央政策已没有心理障碍；
二，地方官僚渴望摆脱中共中央的专制控制。地方官僚绝大多数都是腐败分子，中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双规”制度对他们就像悬在头上的刀，他们对骑在自己头上中央腐败头子怎么不离心离德？他们怎么不渴望摆脱中央的制度，让自己的人权和财产切实有保障？
三，地方资产阶级不堪中共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和盘剥。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资产阶级不仅缺乏参政渠道、财产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最近，湖北省天门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被天门市城管暴打致死，表明在中共专制下，富人遭受侵害的可能性与穷人是均等的，因此这一事件激发了媒体的意外强烈的反响。地方资产阶级摆脱中共中央暴政，寻求地方自治的愿望强烈；
三，军队将领不甘心做中共的机器部件，他们羡慕和嫉妒驻地地方官僚的暴富，同样希望摆脱中共中央的制约，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分上一大块蛋糕。而且，中共国的八大军区制又使得地方驻军首长拥兵自重拥有优越的条件。在中共头子权威衰落时尤其如此。
一旦多个地方同时宣布独立；或者一个地方率先独立，继而多个地方很快连续跟进，中共将无法短时间内扑灭独立之火；无法迅速地镇压独立运动，势必造成新疆、西藏、内蒙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更难以阻遏的势头独立跟进，如果中共硬撑着坚持镇压，势必兵力分散，难以为继，形成对峙局面，进而军心士气瓦解，中共高层内部的野心家就会乘机逼宫，效法袁世凯，胡锦涛这时如果硬扛，注定不得好死、结局悲惨；如果面对多地独立的势头中共不敢镇压，中共中央将权威扫地，其统治的心脏地区也会跟进独立，中共中央难保不被政变军人清除。满清的垮台，实际上就是多个地方同时宣布独立造成的：随着武昌起义暴雨般的枪声，湖北宣布独立、紧接着湖南、四川、云南跟进...到1911年底，满清帝国全国二十六个省，就有十六个宣布独立，洪秀全几十万起义军转战十几年都推翻不了的满清王朝，就在这风起云涌的各省独立浪潮中，短短四个月就土崩瓦解了。
俗化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在中共的大一统专制下已经折腾得够久了，如果民主革命的时机迟迟不成熟，那么，历史的发展就已经到了中国分家的时候了。中国的分家而治，比起继续维持中共专制大一统，其利远远大于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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