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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余 杰：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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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与人权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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