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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在劫难逃
来源：民主中国
1985年除夕之夜，在室外鞭炮齐鸣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此时已经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收场的十周年了。而如果从延续十年之久的那场空前浩劫的开场算起，则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十年浩劫中一幕接一幕的令人胆战心惊、惶惑不安的恐怖、悲惨、困扰的场景好象是电视剧连播一样重又相继在脑际浮现。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是令人痛苦的。有些好心的朋友也曾多次好言相劝：过去的事了，不说也罢！
然而在牛虎交接的电视晚会节目中居然又听到有人唱起《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的选段来，这就又勾起对那段不愉快的往事的回忆，甚至想到应该写了下来，笔之于书。其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发发牢骚，出出怨气，因为那个阶段早已过去了。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痛定思痛”，也就是从中取得必要的经验教训。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因为从样板戏得以重登舞台一事（我在除夕之夜在电视上看到这一节目时曾经想过：江青在狱中如获准看这个节目，一定会夸耀说“吾道不孤”了！）可以看出，有些人大概觉得那场浩劫给国家和人民的损害还不够巨大，以至认为无足轻重；更多的人大概是患了健忘症，虽曾身受其苦，但好了疮疤忘了疼，随着岁月的推移，过去的痛苦渐渐淡漠了起来。这就孕育着一种巨大的危险，使得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端的拨乱反正，与民更始，兴利除弊，振兴中华的步伐慢下来，甚至重走回头路，让那场惨剧部分地重演。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当前就在我们眼前，“文革”遗风和“左”的言行难道还少吗？
然而，要回忆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却又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只感。整个过程犹如一场噩梦，这里借用先父于力在其五十自寿诗中的两句话：“一场噩梦过中年，道路崎岖走万千”，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文革”发动的1966年。我不过41岁，等到“文革”收场的1976年，我已年过半百，也就是说，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竟然在大折腾之中白白糟蹋掉了。每想到这一点，我差不多总联想到京剧伍子胥过昭关时的一句唱词：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
我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本单位的“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因为“文革”是从文痞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报刊上大张旗鼓，接连不断地狠批“三家村”。我在出版社一直提倡编辑要做杂家，要有广博的知识，于是被成为“邓拓式的杂家”，同时，虽然自己不过是个副总编辑，但由于是实际负责人，因此又有了“走资派”的身份，后来根据被揭发出来的大量言行和内查外调的材料又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等帽子。总之一句话：在劫难逃。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没完没了的写检查材料，打扫厕所、楼道、庭院作为劳动惩罚、抄家、游楼……这段时间持续了大约两年。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运动一开始不久，“革命造反派”便在我住的宿舍门前贴上一纸“勒令”，声称自即日起对我实行“专政”。我感到大惑不解，我认为一个从17岁就参加革命，编过几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论专政书籍的人，居然专政“专”到自己头上来了。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从楼上办公室看到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在楼下宿舍门前观看那张“勒令”时的惶惑而茫然神情。后来他们就被骂为什么人的“狗崽仔”了。有一次晚饭后忽然我被叫出来，说是要去公安部大院中“走一走”，走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游楼”：我被一群人簇拥着，身前戴上了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两手在后面背起来，低头弯腰，不住地有人按着头，在部里大院走了一大圈，人群不停地喊着“砸烂×××狗头”的口号。在这场闹剧收场时，还勒令我把那块纸牌子自己带回家中保存好，以备下次批斗、游楼时在戴，并且警告说：“如有损坏，由你负责”！
二是母亲之死。1959年我家搬入出版社以后，母亲就一直同我住在一起，“文革”发动那一年，她已有71岁，白发苍苍，患血压高症。由于我的宿舍就在办公楼旁边的平房里，楼里开批斗会时的大声发言和喊口号声，我母亲在屋里都能听到；有两次就在院里开会，我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被斗的情景，我母亲也能亲眼目睹。那时她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又患有血压高症，当然经不起这样的情事，她整天愁眉苦脸，为我提心吊胆，担心我会吃到更大的苦头。后来，经过与家兄董易在一起计议，商定将母亲暂时转移他那里去住。因为他虽然也被打入了黑帮，白天经常被批斗，但宿舍与机关不在一起，母亲在那里至少可以眼不见，心不烦。然而，也许真的是“在劫难逃”，偌大的北京城内当时竟然找不到一块安全、清净的藏身之地。在1967年的春天，又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的两股红卫兵找到她，逼她交代有关成仿吾同志的材料（抗日战争期间，成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华北联大校长；先父则任参议会副议长，联大教育学院院长），审讯式的追问，一搞就是一整天。老太太当然经受不住，以至病情加重和恶化，终于在朝阳医院一间作为临时急诊的楼道中“寿终正寝”了。在旧社会，父母死了以后给亲友发讣文，往往有一种固定的格式，说什么某某不孝祸延先考或先妣，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套语。可是我在母亲死时却在内心中当真自我谴责：母亲的过早离世确实是受到了我的牵累。这使我感到内疚，而这又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只有抱憾终身了。
这段时间内还发生了一件给我很大刺激的事情：我的痔疮忽然加重了，每天疼痛难忍。医生建议我住院开刀，好容易才得到造反派的“恩准”。但在我开刀后的第二天，主治医师就告诉我：你大概有问题吧，你们单位来人了，让你马上回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按理说，你应该住一个星期，使伤口愈合后再出院，但现在“一切服从政治”，我们也无法留你了。我只好忍着极大的痛苦勉强出院，到家后马上就被叫到会场上批斗，上下楼梯时，伤口简直疼痛难忍。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当时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了。但是，这件事却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看清楚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左派”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伙假革命！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竟然连一点点人道主义也不讲了，这岂不是一椿天大的怪事吗？
1968年5月8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中午我和同在黑帮队的张志民、李文达突然被叫到造反派办公室，一群军警把我们戴上手铐，塞入汽车，送进秦城监狱。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居然也被抓起来，而且成为中共二办的项目，这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料到的。其内情直到三年后放出我来时才知道。原来“文革”前经我批准从香港购进的图书中有一本《中国电影史话》，里面有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当影星的记载。这本书买来后我根本没看过，一直作为一般不外借的内部数据锁在书柜中。后来经人告发，购置这本书就成了搜集江青黑材料，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了。
忘记是什么人说过的话了：“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关进监狱以后，我才以切身的体验和真实的感受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当我长年累月在牢中枯坐时往往想到陶渊明的两句诗：“望云惭飞鸟，临水羡游鱼”，不禁为自己的困居笼中而哀伤不已。监狱生活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不让看书，因为自己多年来从事文字工作，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而坐牢后除随身携带的一本小红书外，什么书都没有。半年以后才恩准看报，这应该说是最大的享受了。但我接到报纸后总是一览无余，很快看完然后又无事可干，闲得难受。在百无聊赖之际，我开始写起诗来，由于监中不给纸笔，严禁犯人写东西，这些诗十之八九后来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只记得有一首《狱中吟》，已收入《新绿书屋诗抄》不久即可问世。另一首是步知堂先生原韵的打油诗，如下：
自从被逮离了家，身穿黑衣似袈裟。
窗前终日听笑骂，世路崎岖曲似蛇。
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乱如麻。
何时方得出牢去，重回书斋喝酽茶。
最令我纳闷的是入牢以后，除了在一开始提审过一次以外，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根本未再提审过，反而是我一再要求他们提审以便早日结案。有两次我利用他们布置我写外调材料剩余的纸张和笔墨，写了给项目组转报党中央的申诉书。但是他们居然拒绝接受和转送，严厉斥责我这样做要“罪上加罪”，“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并且威逼我自行把申诉书烧掉。他们就是这样无理剥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这使我想到秦二世当政时，李斯被逮下狱后一再上书申辩，但都被赵高扣压了。赵高专横地下令说：“囚那得上书！”在封建社会，案犯是没有任何申诉和辩护的权利的，赵高这样做是毫不足怪的。然而这种做法竟然重现于当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大倒退了！其实“文革”中扼杀民主，破坏法制的倒行逆施又岂只是这一两件而已？我在出狱以后才知道我从黑帮队被逮走关进监狱以后，根本没有通知家属。这就是说，一个公民无缘无故，随随便便地就失踪了，一去三年多，治安机关根本不管，这在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是1971年6月7日出狱的。专案组向我宣告：我已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假党员，应被清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问题性质是敌我矛盾从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配我去本机关的五七干校劳动，每月生活费三十元。遵照他们的安排，我出狱后仅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匆忙整装出发，离妻别子奔赴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去报到了。
五七干校的生活，总的说来，当然比住监狱要自由自在得多，然而劳动强度大，政治管得严，所以日子仍然很不好过。棉田管理，水稻插秧和收割，都是很累人的活。有一段时间分派给我挑水的任务，每天差不多要挑一百二十多担水，肩膀被压得红肿，连碰一下都疼得冒汗。然而更令人难忍的还是政治生活方面。我依然是被管制的对象。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我的处境如何了。有一次我爱人来信说，她经医院查明生了子宫瘤，必须动手术，要求返京照料，但我向军代表请假时，竟然被一口拒绝，说什么我作为一个定为敌我矛盾的人，不能享受探亲假，当我提出申辩时，他不但仍然不给假而且蛮横地命令我必须在全连队做检查，接受大家的批判，他在全连讲话中说我这个“臭老九”又“翘尾巴”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云云。
尽管如此，干校生活总比坐牢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因为这里可以得到许多好心人和热心人的同情和支持。这种患难中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例如上面讲的我爱人患病，不但不给假反而挨了批一事，就有不少同志私下里安慰我，痛骂那些丧失人性的家伙。可是，在与大家的交往中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惊恐的情节。例如有一次我把嵇康在《太师箴》中写的四句话：“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抄给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如获至宝，一再讲嵇康说的好，似乎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说的一样。别人告诉我：这位同志由于受到严重迫害有时精神会失常。这个字条万一落到军代表和造反派手中，那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我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为此担惊害怕了一些时日，才终于侥幸平安无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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