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权力的傲慢与蛮横是和谐社会的致命威胁

在省庄村的原址上，如今覆盖着皑皑白雪，上次过来时看到的那些孤零零的房屋已不复存在。当这些房屋被推倒之后，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拦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别墅开发计划，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房屋被推倒之后，情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前急切要村民签署拆迁协议的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彻底掌握了主动，而房屋被推倒的最后十一户村民至今没拿到一分钱的拆迁补偿，其中还有人因为担心地方政府的抓捕而被迫四处躲藏。

但这一场征地与拆迁的纠纷并未因此而结束，省庄村民仍在用他们坚强的意志抗衡官权的侵袭，宜兴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要想庆贺胜利可能还为时过早。在这里，我要把我的所见所感呈现给世人，也呈现给宜兴地方政府及其上级官员，希望能够促使人们对此事件加以关注和思考。

由于此前一段时间的接触，省庄村民对我已形成足够信任，他们没有保留地对我亮出了自己微薄的家底，也就是说，即使拿不到一分钱的拆迁补偿，他们也要用仅剩的家庭存款把这场抗争进行到底，就在我到达的这天早上，一位村民刚刚低价出售了自己赖以为生的大货车，他们知道，无论法律诉讼还是上访，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撑，他们宁愿拿出一生的积蓄来寻求一份公道，“没办法，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补偿标准实在太低，而且，政府自始至终都没给我们任何一个台阶。”

有村民坦白地对我说，尽管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都缺少合法性，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如果一开始的拆迁补偿标准能够定得稍高一些，使他们不必四处借钱盖新房，那么，村民并不会形成如此强烈的抗争意志。总算起来，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省庄村民的拆迁补偿大概为3000万，村民认为这个数字如果能提高到4500万左右，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尽管被迫离开风水宝地的黄金地段而安家到低洼处，但4500万的拆迁补偿至少可以保障村民不必为搬迁而举债。但宜兴地方政府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傲慢与蛮横的姿态，自行制定了村民根本无法接受的拆迁补偿标准，对于置疑这一标准的村民，则采取暴力威胁和拆迁株连等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使矛盾步步升级。

事实上，宜兴地方政府连自身的经济帐也没有算对。有村民告诉我，镇政府工作人员私下透露，为了省庄村的拆迁工作，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迄今已经花掉6000万。由于采取了不妥协的蛮横政策，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湖父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大量的场外工作以保障强制拆迁的进行，比如说，为了迫使在新疆经商的唐中明就范，宜兴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六次远赴新疆，通过与新疆某地地方政府沟通协商的方式，以唐中明在新疆的生意为要挟条件，迫使其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仅仅这一公关工作便花去了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大约200万元；而暴力拆迁、拆迁株连、媒体公关等手段的推行，除了对权力的依赖之外，同样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为了催垮村民的抗争意志，阳羡生态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湖滏镇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员，这些人来到省庄当然不是为了参加学雷锋的义务劳动。

4500万可以解决的问题，6000万仍然没有解决，其中的差额应该可以算是权力为傲慢与蛮横支付的代价了。在省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两败俱伤的结果，而这种双向伤害还在继续加深：村民无法获得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被迫举家逃亡；政府则旷日持久地面对村民的反抗，日复一日地付出形象、经济等方面的惨痛代价。这种状况是值得宜兴地方政府冷静反思的。目前已经投入的6000万仅仅完成了强制拆迁的工作，并没有消除省庄村民的不满，省庄村民仍在利用一切手段向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据我所知，美国《时代周刊》和法国《世界报》已经完成了对省庄村民的现场采访工作，一些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也在继续关注发生在宜兴的这场征地与拆迁纠纷事件，另外，省庄村民的坚持也感染着另外一些具有相似遭遇的被拆迁户，他们正准备与省庄村民一起再次重申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宣言”，看来，宜兴政府面对的不是一群乖乖就范的顺民，而是有了现代产权意识的农民，面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决心和顽强精神，我不得不对宜兴地方政府强行征用土地和强制拆迁的最终效果表示怀疑——尽管当下中国“权大于法”的政治现实仍然难以被挑战，但宜兴地方政府一味用强的做法实际上在强化村民的逆反心理，使对话与和解变得越来越困难，宜兴地方政府显然低估了村民的抗争意志，一开始便低估了，至今仍在低估，而且宜兴地方政府也忽略了一个新的社会变量，那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由于这样的改变，《时代周刊》的记者被吸引到这里来，《世界报》的记者被吸引到这里来，我也被吸引到这里来••••••拆迁已经结束，而这场舆论对村民的救助或许只是个开始。

事实上，由于对信息传播规律的生疏，省庄村民并不熟悉舆论“炒作“的技巧，这使得省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事件中足以刺激舆论的兴奋点被忽略了，比如说两份蛮横到可笑的拆迁公开信（*），比如说无锡中院的审判长在法庭上公然对律师和十几位村民声称：“拿法律放边上，我们来谈这个事。”要知道，这种荒唐事件一旦被媒体捕捉到，并进而成为网络热点议题，那么，宜兴地方政府面对的压力将会成倍增加，毕竟目前的舆论力量在某些程度下是可以对权力行为构成威胁的。缺乏对维权活动的整体策划和对国内舆论现状的宏观把握可能是省庄村民的一个弱项，但事态的发展很难预料，由于省庄村民的坚持和周遍维权事件与省庄维权可能的汇流，省庄最后的十一户村民仍然有可能吸引众多的目光。据我了解，近年来宜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多有类似省庄这样的蛮横之举，一旦这些事件合流，并形成动员社会舆论的力量，宜兴地方政府未必具有完胜的把握。在此，我呼吁外界对省庄村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纠纷保持必要的关注，也希望宜兴地方政府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强制拆迁便是事件的终结，沟和通与对话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鼓励的。

可怕的是，在一年多的僵持过后，权力仍然没有掌握必要的沟通技巧。就在春节将至的2008年1月27日，罕见雪灾到来的这一天，十几位房屋被拆迁的妇女村民来到竹海村村部向支书要求提供生活帮助，湖父镇党委书记拒绝到现场答复村民要求，而村支书不仅对村民的要求置之不理，还故意停掉了村部里的空调器，使饥饿的村民再遭严寒，有人当场发病入院。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加深了村民对官员的仇恨心理，在强制拆迁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我很难理解官员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也许，他们仅仅是为维护官权的威严，长期以来，这种官威被认为是官权的基本属性，宜兴地方政府在省庄村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过程中表现出的傲慢与蛮横，或许正是官权威严的惯常表现，可是透过对这一事件的观察，我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是对官权本身来说，傲慢与蛮横也未必是永远有效的压制手段，因为在1月28日，省庄村民再次进入村部的豪华建筑内向村领导讨要基本的生存权，与推土机相比，村民可能缺少力量，但他们顽强抗争的韧性精神是摆在宜兴地方政府面前的巨大难题。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官权如果不尽快学会并习惯与民间进行平等对话，那么，由此带来的权力机能紊乱是必然的，强权逻辑之下，和谐社会的理想将只能是一个泡影。

我之所以持续关注省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事件，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调查，试图找出解决类似纠纷的选择方案，但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权力不能够放下它高贵的架子，主动与民间进行协商谈判，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是无解的，问题的关键是，傲慢的权力如何可能放低姿态？也许只有等到类似案件受侵害者由于省庄村民的韧性抗争而形成联动效果，才会促使宜兴地方政府及其上级官员惊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傲慢和蛮横的官权总在刺激民众的反抗欲望，成为一切“不稳定”事件的麻烦制造者，或者说，他们似乎成了有关公民权利意识的另类启蒙者，当“维权”、“民主”、“专制”、“选举”、“多党制”等概念从遭受侵害的宜兴村民口中说出来，我体会到权力的傲慢与蛮横正在催化更深层次上的权利抗争意识，并愈加相信维权与侵权的较量对于未来中国变革的基础性意义。

注*：《2008年底，寒风中的八个钉子户》一文已照录其中一份，在此将另外一封公诸于众，博各位读者一笑，

《致省庄拆迁户的又一封公开信》

某某某拆迁户：

拆迁是当前你们举家的第一件大事了！我们深知：在强大的政策攻势和法律威慑之下，你们是急火攻心、彻夜难眠、走投无路，绷紧的神经快要崩溃了！辱骂也好，避而不见也好，都是心理脆弱和惧怕法律的外在表现。老实说，法律的法律的铁拳一旦伸出，就是神仙也不会出面搭救，你最牢固的大楼都会在顷刻之间化为平地。

千道理，万道理，依法拆掉你的房子才是硬道理！不要再抱任何幻想，表面强制、挽救你家庭的是你自己，你就是自己拯救自己的“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否则，法律的狂风暴雨快要倾盆而下，你不妨做湖父强制拆迁第一户。

湖父镇人民政府

2007年12月7日

——《民主中国》

此文于2008年03月0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