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
   
    嚴家祺
   

   “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这句話出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年4月5日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顿勋爵在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紧接着的一句却往往被删去。这兩句连在一起的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权力世界”充斥动物性
   
   按我的理解，阿克顿勋爵所谓的“大人物”，是指追求权力或追求绝对权力，并成为“大人物的那些人來說的。那些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爱迪生、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达•芬奇、莫扎特，是“大人物”，而且是“伟人”，当然不是“坏人”。就是追求权力的人物，如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华盛顿、杰婓逊、孙中山、甘地，也是“大人物”，我认为，他们属于阿克顿勋爵所說的“almost”的例外。他们同样是“伟人”，而不是“坏人”。
   然而，阿克顿勋爵认为，追求权力并成为“大人物”的那些人通常总是“坏人”。
   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中，“权力世界”充斥动物性，而存在绝对权力的世界则充斥动物最残暴的本性。拿白蚁來說，当敌人來犯时，兵蚁会迅速离巢出击，勇敢面对敌人，而巢內的工蚁则冷酷无情，兵蚁一出巢，立即紧闭大门，根本不问巢外兵蚁的死活。狮群中虽然没有阶级之分，但当一只雄狮战胜另一只雄狮接管后者的狮群后，会把非亲生的小狮子统统杀掉。最近，纽约中文电视正在上演《皇太子秘史》。清圣祖康熙有二十个儿子、八个女儿长大成人。康熙在立胤礽爲皇太子后的33年，废除了胤礽的皇位继承权，不久，康熙复立胤礽爲皇太子，几年后再废太子。自此之后，直到康熙皇帝去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康熙没有再立皇太子。因而，康熙皇帝諸子，勾结拉拢各种人士，为夺取皇位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皇长子胤褆（非皇后所生）对康熙皇帝說：“欲誅胤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皇长子迷信法术，用詛咒办法，企图使胤礽死亡。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密切结合，组成集团。皇四子与四方总督、巡撫、提督勾结，竭力扩展自己势力。由于缺乏明确的皇位继承规则，每一个企图夺取皇位的人都准备时时刻刻杀死对手，同时，时刻防卫被人杀死。那些追逐权力、贪污成性的首脑和高官们，如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秘鲁总统藤森、陈希同、陈水扁、陈良宇们，他们的很多政治行为表现了明显的动物性。
   
   职位放大器
   
   权力提升人的动物性（参见《前哨》月刊2006年第十期嚴家祺文章）。行使权力的职位愈高，就愈加放大这种动物性。职位是一个“放大器”，它既可以把担任这一职位的人的优点放大，也可以把他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加以放大。
   伦理学家包尓生（Friedrich Paulsen）曾說：“别人的幸福对于自己的自尊有一种压抑作用，而别人的不幸有利于自己自尊的提高。”“幸福会导致他人嫉妒，而不幸会使他人产生‘幸灾乐祸’。”对无权无势的人來說，有嫉妒心固然不好，但嫉妒造成的有害后果一般有限。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的嫉妒心往往会转化爲残忍。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對长得漂亮的艾芙杜基婭•洛布希娜极端嫉妒，由于她美丽又是女皇的竞争者，女皇竟命令用烧红的铁条刺穿她的舌头。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嫉妒成性，加上她为了掩盖自己过去曾在演艺圈中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凭借手中权力，对她年轻时代所嫉妒的演员一一加以迫害。由于职位“放大器”的作用，嫉妒这样一种人性弱点，也足以使一个权势“大人物”成为“迫害狂”，使“大人物”暴露出他的“坏人”特性。
   
   “大人物”成为“坏人”的根源
   
   人们喜欢以“出身”、“受教育水平”、“地位”來区分人，事实上，人与人最基本的区别还是“好人”和“坏人”。我认为，一个权力世界中的“坏人”，在家庭中可能是一个“慈父”； 一个权力世界中的“坏人”当他完全退出这一世界时，也可能转变为一个“好人”。然而，阿克顿說：“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当他们发挥影响力和丧失权威时也是如此。”
   我在《前哨》月刊2006年第9期文章中說过，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不仅有相同的身体构造，而且有一样的人性，即由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理性结合的同一人性。“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的“价值观”不同，而且在于他们运用“人的理性”控制“动物性”的程度不同。普通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总要用理性控制情感，用理性來控制人的种种动物性表现。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大权在握的人，如果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恣意妄为，损害无辜的人们。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從无意到有意，使“大人物”显现为“坏人”。
   我在這里不讨论世袭制度下的情况。在非世袭制的情况下，一个人能从“小人物”变为“大人物”，与他的聪明才智是密不
   可分的。人除了分为“好人”、 “坏人”外，“聪明”与“愚蠢”又是一重大区分。“智商”（IQ）和“情绪智商”（EQ）低的人，通常难以爬上高位。华国锋“厚重少文”，不及邓小平聪明，所以被邓小平赶下了台。胡耀邦、赵紫阳是好人，在邓小平的绝对权力下，好心不得好报。胡锦涛之所以能使江泽民交出军权，除了“废除终身制”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外，还与江泽民IQ、EQ兩项皆低有关。在权力世界中，攀登权力顶峰的人在每一时刻都会面临许多选择，聪明的好人会中途滑落，而愚蠢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上高位。生物学家E•O•威尔逊說：“人类社会性最了不起之处，实际上就是人可以轻易地形成联盟，打破联盟，又重结联盟。”聪明的坏人能在适当时机背信弃义，正是这种人能够攫取权力的内在因素之一。
   
   “权力制衡”使“坏人”坏得有限
   
    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法治的根本区别不是“人本主义”，而是对“人性”的看法。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好皇帝”。毛泽东的“兩类矛盾学说”，既帶有“法家”严刑峻法的特点，又帶有儒家希望由“好人”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因素。当掌权者中充斥“坏人”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践踏人权的“反右运动”。 民主法治立足于“人的不完美性”、 立足于“权力导致腐败”的认识。既然权力提升人的动物性，就应当用权力來制约权力。最高权力的“限任制”虽然使一个企图成为“好皇帝”的人不能终身在位，但也清除了人类史上有久远历史的帝制的弊病。
   直选议员、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幷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面对自己的动物性，用“权力制约权力”的一些普普通通的方法而已。在民主法治下，即使“坏人”掌权，掌权的时间也有限，而且对贪污腐败和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人，可以通过新闻自由和法律程序得到揭露和征处。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王朝已近一百年，中国政治体制仍带有明显的王朝印记。在民主制度下，最高行政权属于有严格连任限制的一人，议会制约行政权的行使，却不能分散行政决策权本身。现在中国的“政治局”的存在，不仅使“最高权力的更迭”没有明确的规则，致使“政治局”中的“皇四子”、 “皇八子”、 “皇十子”为争夺继承权不断明争暗斗；而且，分散了最高行政权，這是一种没有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
   同一个人，從“前面”看和从“后面”看是不同的。二战结束时，罗斯福從“前面”看戴高乐，经常不屑一顾；而当中学教员的蓬皮杜看同一个戴高乐，是從戴高乐“后面”看的，感到异常高大。何长工从“前面”看毛泽东，談起来总是“小毛”、“小毛”什么的。上海的年轻一代看那个陈良宇，许多人都是從“后面”看的。在“大人物”面前，青年人不要迷信他们，要记住阿克顿的話：“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
   ( 摘自《前哨》月刊2006年11月号，第9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