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文集：什么是公民社会？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网络公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组合概念。怎样通过网络来培养公民意识，发育公民社会，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公民社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由合格公民组成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具有公民的法定资格，不一定就是合格的公民。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公民呢？我想至少应该具备这两条：一、知道自己的权利，并能够行使它，捍卫它；懂得自己的义务，并能够遵守它，履行它。二、能够站起来生活，而不是低头躬腰，更不是跪着生活。按照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当前我国合格的公民恐怕不会很多。所以，要发育公民社会，就有一个把不合格的公民提高成为合格公民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有必要进行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公民从弯腰下跪地生活的精神奴役里解放出来，摆脱奴隶主义；同时，使广大公民敢于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善于遵守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摆脱蒙昧主义。网络则可以为启蒙运动提供无限广阔的平台。

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启迪蒙昧，改变蒙昧状态。专制制度是一个＂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制度，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人性、理性不时被践踏，取而代之的是奴性、兽性。被笼罩在蒙昧主义、奴隶主义阴影里的人，既不能自由地行使、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会遵守、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不能独立地申述自己的主张，只能生活在唯权唯上的奴隶状态里。这种状态，既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遗存的毒害，也有苏联新专制主义的影响，而更为明显的，便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通过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因此，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祛蔽启蒙，祛＂奴性兽性＂之蔽，启＂中国特色＂之蒙。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它面对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庞然大物——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有制度层面的东西，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启蒙运动主要是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只要大家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从官员到民众，都能够站起来生活，独立地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命运，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切实地去行使它、履行它，那么，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要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除了吸取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和我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外，特别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回顾、总结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过程，从其中发现、领悟有用的教训；第二件，清理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给我们打造的思想镣铐，与它们彻底决裂。而要做好这两件事，又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揭示真相，二是探求真理。坚持＂两真＂原则，是新启蒙运动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是培育公民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章诒和曾经多次谈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突破四大禁区：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所谓突破，无非就是揭露真相，发现真理。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虽然舆论导向告诫大家，对反右运动要＂淡化＂，但海内外还是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有些当年的蒙难者还与国外的专题研讨会相呼应，举行了纪念集会。这就表明，反右的禁区开始有所突破，而其他三个禁区却至今没有松动。这四个禁区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毛泽东的千秋功罪、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对＂三大改造＂的评价，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制度形态的特征，等等。也牵涉到某些理论的是非。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诱使知识分子上钩的诱饵；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持社会发展的支柱，还是巩固专制制度的法宝？现行宪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还是确立一党专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如此等等，都同四个禁区有关，都存在着揭示真相和探求真理的问题，也都需要通过启蒙运动，解放思想，才能了解真相，认识真理，跳出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泥淖。

总之，要建设公民社会，培育合格的公民，就需要有一场广泛、深刻、群众性的启蒙运动，通过揭露历史真相，探求科学真理，把名义上的公民，从蒙昧主义的囚笼和奴隶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民主意识的、名副其实的公民。不经过这样一个精神上脱胎换骨的洗礼，就谈不上合格的公民和公民社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充分依靠网络这个平台外，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争取开放报禁，开放档案。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就不多说了。

二、从人权保障看宪法的两面性

——2008年1月18日下午在＂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保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接到通知的时候，我曾经很犹豫：我对于法律缺乏研究，恐怕不适合于参加这样的会。但考虑到两点，最后还是决定参加这个会。一是今天到会的大概都是积极参与维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对那些运用法律知识来为受害者仗义执言、伸张正义的律师们，我向来深怀尊敬之情。他们既是在维权运动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先锋，也是出谋划策、把维权运动引上理性、非暴力轨道的军师。我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决定我参加会议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在同辈的朋友中，能够有共同语言、可以畅所欲言的不是很多，所以，很希望能够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结交一些中青年的朋友。来到这个会上，发现与会的不但有法律界的朋友，还有许多新闻界的青年朋友，这使我感到分外高兴。

刚才听了汪海洋先生的案情介绍，真是惨无人道，天理不容，我对年方五岁的被害者深表同情。由于我不懂《刑事诉讼法》，不能从法理上对案件进行分析，今天只是从宏观上就人权保障问题谈一点看法，而且只从一个角度——人权保障和宪法的关系来谈。

人们谈到人权保障，很自然就联想到宪法。宪法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它是我们争取公民权利的重要依据。这当然不错。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十多年来，毛派（通常被称为左派，名不副实，应正名为毛派，因为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攻击改革，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宪法，什么＂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啦，＂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啦，＂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啦，总之是＂反对宪法＂，因为这些原则都是已经写入宪法的。所以，我们这些主张改革、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可以把宪法当武器，那些反对改革、反对民主自由、维护专制体制的人也可以把宪法当武器。这就表明，宪法既有民主性的一面，也有专制性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具有两面性的宪法。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民主性的一面。

我国最早的宪法，是光绪34年（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那里就已经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还注明＂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承认＂臣民＂的自由权利，是我国自西学东渐以来的重要政治思想成果。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具体地提出12条人民享有之自由权，迄今为止的所有宪法里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的规定，那时就已经有了。这个事实说明，包括人民自由权利在内的宪法传统，在我国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来的十几部宪法，包括经过多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在条文里规定了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但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权利却都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近几年来，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京城和省城的上访人员络绎不绝，都在向我们倾诉着公民权利遭到践踏的违背宪法的事例。为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并没有改变，都还是专制制度国家，光绪34年的《宪法大纲》就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宪法虽然都在第一条宣布＂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或＂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实际上实行的却仍然是专制独裁的制度。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苏联宪法》为榜样，在宪法的正文前写了几段序言。后来虽然几经修改，但它的基本精神却始终未变，那就是通过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证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与此相适应，把旨在巩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写进序言，如1954年宪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82年宪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的表述是：＂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的几次修改，只是在毛泽东思想后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类东西）。

现行宪法序言里关于一党专政合法性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完全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充分体现了宪法的专制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宪法的两面性，即民主性和专制性，始终是不平衡地存在着的，长期以来，都是专制性压倒了民主性。也就是说，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和四项基本原则，压倒了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因此，要使宪法条文里的公民自由权利成为现实，就必须改革专制主义制度，首先要废除现有的宪法序言。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序言就很简单：＂中华民国宪法会议，为发扬国光，巩固国圉，增进社会之福利，拥护人道之尊严，制兹宪法，宣布全国，永矢咸尊，垂之无极。＂短短四十几个字就把制宪的宗旨讲清楚了。现行的宪法序言不废不改，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宪政民主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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