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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年——十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於世界，於中國都有很大關係，於我個人也有相當關係，我的生活於此有了一大轉變。

    民國八年的巴黎和平會議，因山東問題，中國對和約未簽字；美國參議院也因山東問題，與國聯盟約，認爲威爾遜外交失敗。經過長時間之辯論，對於巴黎和平條約，即所謂凡爾賽條约，拒絕批准。這一打擊，不但致了威爾遜的死命，並致了凡爾賽條约的死命。因爲美國爲五强之一，由凡爾賽條约所成立的國際聯盟，靠大國的武力支持。美國不參加聯盟，其他國家不但洩氣，而且力量不够支持聯盟，國際局勢迄不能穩定，在美國方面，非設法善後不可。

    美國總統威爾遜，因受參議院拒絕批准和约，使他的身體癱瘓了，他的任期最後一年—一九二○年他以癱痪之身，執行總統任務，當然不能有所作爲 ，只是苟延殘喘。這年美國大選，民主黨失敗，共和黨的哈丁，當選總統，威爾遜退職後，不久就死了。

    哈丁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就職，（與現在就職日期不同）國務卿許斯就與各國開始預備交涉，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海軍與遠東問題會議。參加的國家爲五大强國——美、英、法、義、日與中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共九個國家。所以又稱九國會議，這件交涉，八月初公佈，使我大大的興奮。

    這次會議最大任務，是解決海軍問題。因爲日本的政策，是獨吞亞洲，再圖進取。美國是要保持現狀，不使中國落入日本一國之手，即各國瓜分亦不許可，所以日本需要大海軍，以排除美國對日政策的干涉；美國也不示弱，也擴展海軍，以求與日本對抗。在國力雄厚的美國，若能全國一致，擴展海軍，決不落於日本之後。無如美國人仍有輕視日本之勢，海軍預算案，不能順利通過議會。這還不是致命的事。而美國政府人民，恐日美兩國競争海軍，英國不能隨之而競争，其結果必致美日開戰。這是美民主國家所不願的。所以美國要召開這次會議，以求得海軍的限制，維持將來的和平，及解決遠東問題，對於日本將來之行動，加以限制，以免中國落入日本之手。

    中國在當時，實在不成國家。國内四分五裂，北洋軍閥，自民國九年段祺瑞失敗後，分成三派。段的殘餘勢力，所謂皖系（安徽派）；以曹琨爲名義上的領袖，吴佩孚爲 事實上的領袖，所謂直系（直隸派）；外加新興的張作霖派，各自稱雄，互不相下。南方以廣東爲 根據地的革命勢力，與北洋各軍閥對立，暗中與北洋派中一派有所接洽，但不能公開於世。而南方自己也在暗中競爭權利，各不相下。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前途，實堪悲觀。惟一方法，只有在外交上求國家生存之道。美國既召集九國會議，中國獲參加的機會，若弄得好，或可打開局面，使中國能獲生存機會。否則會被各國處分，而漸入亡國的慘境。所以這時候，我就想設法能赴華盛頓，參加中國代表團，供給我的對日知識，鼓勵當局，以求中國生存之路。因爲當時中國在日本的外交官，只知道做官，對於日本情形毫無所知。而國内是否有知道日本情形的人，亦是疑問。我的想法，事後證明不誤。

    我是一個「流」學生，没有學校，更没有畢過業。並且前二年在東京鬧出大問題，留學生與監督大衝突，逼得他辭職。我雖然懂得點日本情形，誰相信我？所以爲自己活動，不可能成功。好在這時有北京軍需學校畢業的一批人，送到日本研究軍需。其中有一人名王大楨，（後來改名

   王芃生）他相當聰明，又在研究日本問題。我認識他不久，他的爲人如何，雖無所知，但他既是研究日本問題的人，在當時不可多得。並且他由北京來日，在北京有他的朋友，最好是没有敵人。所以我決定捧他出來，我能同去更好，他一個人去，也較當時驻日公使館那些飯桶要高明得多。

    我就同他商量，請他作一篇對華盛頓會議意見書，由我携往北京，代他向政府活動，使他得參加華盛頓會議。一切費用，都由我自出，不要他出一分錢。他同意我的看法就開始擬稿。

    這時我始發現我們兩人之間，僅研究日本問題一點，是同志，而性情則大致相反。我是完全爲公，不爲私人打算；他的私利爲重（這可算人之常情，並不限於王氏）我是說了就作，他是缓慢之至。那樣的意見書，我自己作，一兩天工夫就可寫兩三萬字。他不是不能寫，可是太慢，抽

   抽烟，思索思索，有時把烟灰敲到墨盒裏，再寫幾句。他這樣費了半個多月工夫，寫了約三萬字，交我携往北京。

    我如何逃出警察監視，上船回國，我事前早有打算。我在日本國內，即令是旅行，仍是日本警察力量所及之地，我的安全，日本警察應該負责。我若失踪，他們負有責任，但我回國，在中國與日本之間，是一大海，我在船上，或在日本登船之前，他們把我解決，則没有人負责。這一點不能不顧慮。所以我早已想到我回國時，若不是多人同行，一定須逃出警察的監視，使他們不知道我是回國，然後可保安全，這在我爲防萬一，不能不這樣想。適在我回國之前，警察晝夜監視，要想晚間先逃出住所，然後屆時乘火車而去，亦不可能。於是只有騎自行車逃走的一法了。

    我從前已學會騎自行車，但在警察監視我期内，從不騎自行車，免使他預備自行車追趕。但我却買自行車，讓同住諸人學騎。到我要離開日本這一天上午，我託胡子靖（明德校長）先生的大公子胡牧，（與我同住）先把我的行李拿去，到東京總站，買我要乘的那班車的票。並約定：坐最末一輛車先到横濱，我則於火車將發之前兩小時，請同住諸人，在房屋外面路上學騎車，我由屋中出來，未帶一點東西，警察以爲我是普通的外出，照常跟在後面約兩三丈遠，與我同行。我行到自行車面前，由同住人手中，接過自行車，跳上車就飛快的走。走出大街，即刻轉入另一條小街，使他們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由小街轉到另外一路電車站，把自行車鎖好，放在路傍，等同住的人來取，我則乘電車到新橋站，乘與鐵路平行的電車到横濱。在横濱下車後，不須出站，即在月台等侯火車到來。最後一輛車上，找到胡牧。他把車票與行李交我，把電車票交他，再乘電車回東京，我則乘火車到神户。在旅館使用假名登記（那時没有身份證）次日上赴天津的船。在警察完全不知道中，到了天津。我之不由東京總站乘火車或電車者，爲的是警察總有便衣人員在總站，注意上下車的乘客。他們都認識我。新橋小站，則没有便衣警察。我的空心戰術，完全成功。

    我走後，警察對我的行踪，非常注意，四出搜索，把同住人的人統統叫到警察派出所訊問，没有一個人告訴他真話。但仍然搜索我的行踪。後來他們檢查同住人的來往信件，在胡牧致他父親的信中，報告我赴天津的消息，（這時我到天津）他們始知道我去天津，不在日本了。這才停止搜索。

    我到天津下船後，正是中午時分。不住旅館，即刻乘火車赴北京。下車後，住前門外一小旅館，即開始活動。在東京時，王大楨曾給我幾封介紹信，見他的好朋友殷桐、汪時璟、余晋和等。這些人不過科長之流，決無能力介紹我見外交部長，或其他部長。昕以還得要看我的辦法。住了兩日，忽見報載教育部長范源廉由天津到北京的消息，使我想到向他活動。他那時雖被任爲靳雲鵬内閣的教育部長，但未就職。他是湖南人，我以同鄉關係，要求見他；並對他的門房說：我是由東京回來的，有重要事件找他。他即刻見我，我把這次回國的意思告訴他，並强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介紹王大楨赴華盛頓參贊會務，必多貢獻。希望他爲 我找條路。我對范氏說話，非常誠懇，態度嚴肅，並且是推荐他人，而不是自荐。他很爲感動，答應爲我找外交部長顏惠慶說話。但他說：事情恐怕不能很快辦妥。因爲 他現在未就職，没有機會與顏惠慶晤面，須约好時間去會他，囑我聽他的回信。我把住的旅館與電話號碼告訴他，就告辭而退。他很客氣送到門外，這時我非常安心了，因爲有了路道，成功的希望很大。

    次日上午，我在旅館尚未出外，即接范氏打電話，我是第一次聽電話，聽不甚懂。他很誠懇的說：那末，你到我家裏來，當面說好了。我即刻前往。他說：我昨天遇見汪伯棠先生。（大燮）與他說過你的事。他很高興同你談談，你可以去找他。若他願意給你幫忙，馬上就能辦到。因爲顏駿人（外交部長）要請他去華盛頓當代表團的顧問，他因年老。還在考慮。若有知道日本情形的人，他很願意介紹。只要他肯介紹，没有不成功的。他並告訴我汪伯棠先生的住址電話，並囑明日上午七點鐘前去。他老人家起得很早，數十年如一日，過七點鐘就往公園散步了。我聽了這話，高興得等於中狀元一樣。

    次日上午七時前，我到汪家，名片進去，即刻請進。我方坐下，汪伯棠先生就進客廳了。此老精神飽滿，滿嘴鬍鬚約八九寸長，非常和氣，我兩人談五個鐘頭，直到十二點，我方告退。所有一切國際上的大問題，他都問我的意見，我一一答覆。他相當滿意。他自己也說了不少的話。我告辭時，他告訴我：我就寫信給顏駿人，你等待消息好了。並送我到大門口而别。

    我這次是爲王大楨奔走，並不是爲自己，可以說，非常便利。若爲自己，則情形當然不同。汪伯棠先生是北京政界很懂外交的人，他做過駐英公使，駐日公使，教育部長，時年已七十餘歲。北京政府關於外交問題，常向他請教，他也非常熱心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要我去見他，是要試驗我是否懂得國際情形與日本情形。我們五點鐘的長談，他認識我真懂得不少，我並爲王大楨吹，說他比我高明得多。他對我已覺得够料了，比我高明得多的人，當然更好。所以他願意幫忙。我們五點鐘的長談，既無第二人求見，也没有人打電話，大概是事先豫囑家人，一切不會他客與聽電話。否則這樣的要人決不能那樣清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