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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责任
读罢《写史、读史和评史——对西风独自凉所写〈读史杂感〉的不同看法》一文，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曹维录先生似乎还沉浸在中共洗脑教育的激情中，对自己要谈论的东西缺乏足够的了解，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还没弄清楚，就开始挥舞重拳打空气，比如：
“现在中外史学研究发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中日战争的祸水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引进”。
中日战争的祸水：“九一八”事变，难道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而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引进”？面临纳粹德国巨大威胁的前苏联，最担心的莫过于两线作战。“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坚决抗战，至少拖住日本，使其无力进攻前苏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日战争的祸水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引进”从何谈起？日本人能傻到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愿行事？羸弱的日本文官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只能任凭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左右事态的发展。
诸如此类的常识错误，曹文比比皆是：“这些只会使用人海战术、不怕多死人的‘元帅’们，只有刘伯承‘上过大学’，能说他们是中国的精华吗？”
曹维录先生以什么来衡量上世纪中国的精华---上没上过大学？陈独秀、朱德、陈毅、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大佬都曾出国留学或勤工俭学，林彪、叶剑英、徐向前、陈庚等人也曾在中国当时水平最高的军校(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这些人算不算当时中国政治、军事领域的精华？
我非常厌恶海内外一些吹嘘林彪军功、为其“正名”的文章，如臭不可闻的《五牛图---之林彪》，居然把林彪与鲁迅先生、蔡锷将军等人一起并列为 “中国五牛”，吹得天花乱坠（真不知道国共内战有什么好吹的，连冯小刚都知道反思了）。但是，如果说中共高级将领只知道依赖人海战术和间谍打胜仗，未免太过于想当然。在冷兵器时代就不乏足智多谋的将帅，屡屡创下以弱胜强的战例；兵不厌诈，间谍从来是交战双方都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人海战术只是战术的一种，世界上就没有一种战术是屡试不爽的。否则，义和团早已天下无敌。
曹维录先生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实在是中国人该着有此一劫”，可谓漫无边际，迷信、荒谬，和那些认为韶山冲有帝王之气、人杰地灵的论调一样愚昧可笑。中共在大陆的胜利，只能说是在二战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人民的选择以及国民党的一系列失误导致的必然结果。
集合了中国一半以上精华的中共取得对国民党的胜利，却在建国后发生反右、文革的悲剧，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道主义灾难，不能不让人想起哈耶克的哀痛：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
简单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既不公正，也不符合事实。传统文化的极端落后，渴望圣人明君的奴隶心态，以及自由、民主教育的严重缺失，是个人崇拜兴起的必要条件。一些“过来人”的回忆之所以味同嚼蜡，就是因为缺乏对自身的批判，似乎个个都是受害者，一个比一个无辜；有些甚至和余秋雨一样卑鄙，对摆在桌面上的过错死不认账。事实上，悲剧的发生，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只是责任大小而已----
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清晰地勾勒出责任区分的脉络，以及时代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什么责任都往一个人的身上推。
曹先生认为：“张戎写毛泽东写得极好，品味很高，也合春秋笔法，对毛泽东这样的人就要彻底揭露才行。”
岂止毛泽东，任何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的研究都不应当存在死角，这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感到困惑的是，曹先生究竟是要褒扬还是贬低张戎？未必，曹先生连“春秋笔法”该怎么用都还没搞清楚，就开始用春秋笔法对着空气打重拳？
春秋笔法：“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是与秉笔直书相对立的一种写法：在创作环境不够自由的情况下，春秋笔法发挥的是影射作用；在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下，春秋笔法指的是夹枪带棒、“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几近于指桑骂槐、笑里藏刀，而秉笔直书则是史家的当然选择。张戎对江青的描述就是一种典型的春秋笔法（见小文“读史杂感”）。
随着现代汉语的发展，“春秋笔法”早已从褒义转为贬义或中性，如鲁迅“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见《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张戎的作品自有其价值，其优点人们已谈得很足。我之所以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是因为它一面倒的描述手法完全是中共御用学者的惯用伎俩，影响了作品的学术品位，哪里是要张戎给毛泽东四六开，或三七开？怎么开，是读者综合不同来源的历史资料自行得出的判断，而不应该由作者强加给读者：
“看吧、看吧，他有多坏，有多坏！”
御用学者干的事情和写作态度就是“一开都不开”，独立、自由的作家自当引以为戒。
小时候，看过一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即便描述希特勒这样的人间魔鬼，威廉•夏伊勒也保持着历史学家必须的克制和冷静-----请注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著作，作者的情感必须深深地隐藏起来，尽量避免个人情感影响读者的判断，因为历史著作有别于艺术创作和一些感情色彩浓厚的政论----
结合现在阅读的一些历史资料，我对纳粹在“理性德国”的兴起，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一战失败的阴云笼罩下的德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些歧视性待遇，加上曾经辉煌的记忆，成为德意志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滋生的绝佳土壤：没有希特勒，也有干特勒、长特勒，来带领德国人将大半个地球推向战火的深渊。
威廉•夏伊勒如果仅仅为了反纳粹的需要，只是让人们简单地痛恨希特勒，把什么责任都往希特勒的身上推，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但却无助于后来人了解希特勒上台的环境和土壤，也就失去了历史著作最大的价值：怎样避免重演不幸的历史。
曹先生所谓“西风受中共宣传影响太深”，“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反映出当今的一种思潮：打着公允的幌子阻碍对罪恶揭露和清算”---其实，仔细看过小文的读者不难看出，我反对的正是打着公允的幌子、以扭曲的方式揭露罪恶，进而对读者形成误导，让揭露和清算贻笑大方，无形中损害了对罪恶的揭露和清算。
虽然水平有限，但我绝大多数的文章无非是在鼓吹自由。我不知道，除了自由还有什么题材更值得去写。这些文章是不是“受中共宣传影响太深”，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说曹先生沉浸在洗脑教育的激情中，还因为他的论调，受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潜移默化的影响----
“面对野兽，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让自己也变成恶魔。绝不能象他们一样，成为另一个他们----自由必须永远保持高傲、独立，这是它真正强大的根源” （小文《绝不能象他们一样》）。
试问：失去公正、公平的立场，自由的伟大从何体现？要是变得和“他们”一样，所有的反抗、奋斗和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按照威廉•夏伊勒的水准衡量，包括张戎在内的华裔史学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要证明自己比中共的御用学者优秀，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而不是象他们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降低作品的学术品位，让情绪化、概念化的东西充斥作品。
关于存在主义和法国20世纪思想界最璀璨的双子星座，曹维录先生要么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要么又是在对着空气打重拳：
“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是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思潮，无神论者，认为人沒有必要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规避社会责任，这样的社会价值不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就算你得了诺贝尔奖，又该怎么样？”
呵呵，对西方贤哲傲慢、浅薄到这种程度，怕是连当下的御用学者都做不出来。
“得了诺贝尔奖，又该怎么样？”或者说，又能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诺贝尔奖是文明世界对人类科学、思想巨子的一种奖励，以其严谨、客观，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虽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不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任何好处”的获奖者却闻所未闻.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做为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街头战士，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强调人的“绝对的自由”，强烈地介入现实贯穿着萨特辉煌的文学、哲学的创作生涯，是他社会行动家的一贯宗旨：二战之后，在西方世界率先为黑人、犹太人的人权呼吁，吹响反种族歧视的号角；在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义无返顾地发出严厉的谴责，宣布与法共永远断绝一切关系。
萨特1980年的6月21日去世，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萨特的世纪》一书的作者列维说：“这是继伏尔泰、雨果之后，法国知识分子最后的荣耀。”
法国总统德斯坦形容萨特的去世，“就象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
萨特和加缪是继左拉的“我控诉”之后，法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和良知体现的标志性人物，“规避社会责任”从何谈起？！
对着空气打完了重拳，曹维录先生兴之所至：
“不是说不可以用看上去稀奇古怪的名字发表文章，怎么署名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力，但不管怎么说，不属实名比属实名在议论问题时要随便得多。”
令人莞尔，也顺便请教一下曹维录先生：您看文章是看文章内容还是作者的名字？您用实名就可以那么随便地认为“不属实名比属实名在议论问题时要随便得多”？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在下虽然用的是笔名，但比用实名议论问题的茅与轼、孔庆东之流（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要严肃、靠谱的多。
另外，究竟是在下的笔名稀奇古怪，还是阁下少见多怪？什么叫“不用看上去严肃正规点的笔名”？什么笔名看上去严肃正规？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作者笔名），看上去严肃正规吗？鲁迅用过且介、何家干、仲度、白道、及锋等100多个不同的笔名，哪些笔名才算严肃正规，其标准是什么？
如果说笔名有“出处”，方显得“看上去严肃正规”，“西风独自凉”可是大有出处哩：清初大词人纳兰容若，被王国维誉为“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其名作《浣溪纱》：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 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喜欢纳兰容若对爱情、友情真挚、深情的表达，爱屋及乌：
“西风独自凉”在我看来是一副优美、苍凉的意象，象征着我对自由坚定的信念：爱我所爱，哪怕西风萧索、落叶飘零，“独自凉”，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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