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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感：李登辉、毛泽东、江青和蒋介石
《1984》：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我的理解是：与其说我们关注过去，不如说我们在关注此刻和未来，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过去的投射。因为文化传统和儿时被洗脑的惨痛经历(直到13岁还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抱有最深刻的同情)，我对华人书写的历史总是投以怀疑和警惕的目光。兼听则明，看同胞写的历史，必须得到多方资料的验证，细加甄别，方可减小被愚弄的几率。
闲来无事，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多少有些杂感。区区不才，好在一个无名之辈，不怕贻笑大方，抛砖引玉也是好的----
李登辉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里说：
“过去中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怀抱远大理想的人，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鲁迅一个人而已。鲁迅这个人贫穷、艰苦惯了，不管你再怎么逼他，他也不改其志。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只要能够忍耐，只要踏得出去，就不必再烦脑，就可以维持自己的想法和理想。
“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从我的经验和观察看起来，中国社会不容易民主化，经济上的进步或许可以制造一种空气出来，但这种空气能不能变成一股力量，让领导人有改变的意向？这很困难。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
众所周知，凭借高额稿费和版税的收入，鲁迅的个人生活相当富足，每年光是购买古籍善本的花销就能让好些小康人家破产，“贫穷、艰苦惯了”从何谈起？
一个追求自由、坚守良知的人与他的经济状况没有必然联系。否则何以解释一个无产者出卖同志，一个资本家献身革命？而且，民主要靠领导人的头脑来实现，或者说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也令人感到迷惑。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相对成熟的民主不是民众意志的体现？不是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过去的历史都在证明：没有革命的危险或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统治阶级或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突然从内部产生改革的动力。如果一个领导者不顾现实激进变革，结果只能是被统治集团掀翻，因为他代表的是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的利益。
李登辉缺乏（违背）起码的常识和民主发展过程的概念，谈问题难免打飞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难道台湾没有蒋先生、李先生，就要复辟、倒退到威权时代？敢这么拐弯抹角往自个脸上贴金的人可实在不多。听听克林顿的告别演说，什么叫谦虚，什么叫美德：
“我的总统任期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我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在我未来的岁月里，我再也不会担任一个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更高的职位、签订一个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能签署的更为神圣的契约了。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头衔能让我比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更为自豪的了。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人物当然有巨大作用，但是内因变化首先是外因起了变化。地球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少、越来越陷于孤立，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正义不是每次、但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1898年，“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17年后，位高权重、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利令智昏，悍然复辟帝制，天怒人怨、众叛亲离，83天便在炮火和口水中土崩瓦解。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没有来自包括美国和台湾本岛在内的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蒋经国会铁腕清洗情治系统、扫荡黑帮，把自己的二公子放逐到新加坡吗？可以说，台湾没有李登辉就有王登辉，没有宋楚榆就有杨楚榆，没有阿扁就有阿圆，这是台湾民众整体素质决定的，水涨船高。脸皮再厚的政客恐怕也不好意思公然要代表台湾人民思考，以及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吧。美国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或示威游行，你能想象那些为了陌生人的自由与解放，不惜组织飞虎队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及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浴血奋战的自由战士，会用坦克和自动武器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吗？没有人敢下这种命令，因为只有一个结果，枪口会立刻掉转过来对准自由的敌人。
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政变，不到3天，就因军队临阵倒戈而归于失败。叶利钦站在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的演讲，胜过一切钢铁。
人一旦觉悟站起来的好处，再让他跪下去可就难了。逆流而动无异于飞蛾扑火。
完整地拜读了张戎大名鼎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最大的感受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或博大的历史眼光的作者，创作环境再怎么宽松和自由，都难免陷入情绪化的泥潭，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历史当成小姑娘来打扮。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毛泽东在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得知农村有不少人活活饿死，因而茶饭不思、默默流泪，原本爱吃红烧肉的他从此就不吃这道菜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乐朋在《泛政治幼稚病》一文中谈到，据一个曾从1957年到文革发动的1966年一直在中南海陪伴首长跳舞的女文工团员写的《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中说，中南海、紫光阁几乎天天晚上有舞会，毛是常客，而且从晚上七、八点一直跳到十一、二点散场为止。舞会中间有丰盛招待，点心、水果不断档，夜宵有鱼有肉（《杂文报》2004年1月13日）；李隆汉在《述史切戒失真》一文中则谈到，有一本由汪东兴挂名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老人家制订的西餐菜谱，其中仅是供毛食用的各式鱼虾就有17种，其中桂鱼有三种做法，虾有八种做法，还有莫斯科红烤鱼、波兰煮鱼等等（《湘声报》2003年8月1日）。
孔子《春秋》开了个不好的头，司马迁《史记》这种水平的史书在中国可谓凤毛麟角。中国人写历史人物，要么就神化，要么就妖魔化。不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小坏到老、从头烂到尾，一无是处，缺乏公正、客观的态度，和冷静、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中共的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独立作家怎么也是这样呢？以袁伟时、杨奎松为代表的一些新史家要好很多，但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张戎的作品获得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权威媒体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优点已经谈得很足，这里只谈一些个人的不同意见。
或许是期望太高，总的来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颇感失望。张戎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猛料，大陆1989年公开出版发行的《血红雪白》（作者张正隆是现役解放军军官）里已有所涉猎，且更为令人震惊，轰动海内外。
且不说“蒋介石为了儿子故意放走红军”等内容是否真实，《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从头到尾贯穿着作者强烈的个人情绪，完全一边倒的描述手法，很容易让我想起上小学时看的那些诅咒万恶的旧社会和国民党的浅薄的语文课本。老觉得作者在耳边不断强调：“看吧，看吧，他有多坏，有多坏！”
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象张戎笔下那样除了阴谋诡计，毫无人格魅力和政治、军事才能，怎么可能会让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精华的共产党人心悦诚服？难道作者真的以为光靠几个没有知识和文化的泥腿子就能打败取得抗战胜利、如日中天、背靠美国大树的蒋介石？
以成败论英雄，把什么责任都往一个人的身上推，是简便、引人注目的办法，但却未必公正。
江青是张戎情绪著史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出场就是“做作”、卖弄风情的负面形象，对其上海往事妄加责难，甚至说她：
“从小性格倔强暴烈----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从家裏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裏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於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
左倾、同情甚至参加革命就是向往光明、追求自由-----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包括一度加入共产党的萨特、加缪等世界文豪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怎么到了江青那里就成了走投无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呢？做为后来人，对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的坎坷和打击，起码也应该抱有同情和敬畏之心，而不是一味地挖苦和讽刺吧。
张戎写道：
“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绋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这种欲加之罪，必先从人格、私生活全面否定的春秋笔法，大陆读者是再熟悉不过的了，26岁才出国留学的张戎想必也不会陌生。可是，历史不是这样写的，或者说，历史真相在先入为主的作者强烈的爱与恨的情绪干扰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看看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扼杀和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残酷压迫，看看死于人言可畏的阮玲玉，就不难想象对江青的责难是多么的不公正。
因唐纳自杀未遂背负巨大舆论压力的江青（蓝苹），1937年5月31日写下《我的自白》，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注），言辞恳切地诉说和唐纳的分分合合以及唐纳几次自杀的前因后果，文字水平尚在其次，人格独立、精神自由、通情达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已呼之欲出：
“我对他（唐纳----西风注）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
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仅22岁的江青能有这种胆识----仁至义尽、有理有据、拿得起放得下、敢爱敢恨----以及坚强、坦荡的品格，真真难能可贵，非常了不起！即便放在当今大陆，亦令多少女性汗颜！江青后来的表现不能成为歪曲、抹杀她生命中的闪光点的理由，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学者最起码的态度。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虽然是在美国出生，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谈问题难免片面和主观，情绪色彩非常浓厚：
“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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