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佃荣 ，苦难的孤儿出身。1965年至1974年的档案被民政局直属企业弄丢，十年的工龄不被认可；接着，1977年在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工作时工伤右臂被截肢；截肢后还要工作，拖着残体继续當烧窑工兼看门，可看门的工资大部被拖欠，而烧窑工工资則至今一分未领到。
   
   因工伤被瞒报，应有的待遇没有了。连云港市民政局對欠薪的答复是：“我们现在没钱，等有钱了补给你。”即使如此，企业还要以企业职工入股名義，強行集资1000元，可如今连利息都要不回来。又遭遇折迁，真是雪上加霜。
   

   三十年的上访路，下從所属企业主管部门上至国家信访办，并写了上千封的信寄有关部门。然而全被欺骗、還被辱骂、被愚弄、被威脅、被殴打。
   
   本人今天正好在看謝泳先生《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其中有許多工人受迫害的故事，就摘出來，讓大家看看中共不但是廣大知識分子的天然仇敵，也是亿萬工人、農民和子弟兵的天然仇敵。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上海铁路管理局一个是铁路公安战士被指為贪污嫌疑分子而自杀。失业工人因“失业登记”也发生自杀事件達四起之多，“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沈阳电车厂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自殺了。據說因为“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真是妙不可言，工人能貪汚到什麼東西呢？他們居然是“基于阶级的自觉” 而自殺，共產黨就這樣輕易地把殺人責任推掉了。
   
   重庆市僅在五反运动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中，自杀总数就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一部份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武宜三注：當年人民幣面值一萬元的等於後來的一元)，有的还是职员”。
   
   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发生自杀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农十四人，地主九人。“恶霸和不法地主”可以謂之“畏罪自杀”，中農怎麼也会自殺呢？
   
   1955年，河南省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全省发生自杀事件五起。遼寧省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不到一个月，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死亡，四人未遂。“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被當作流氓；金县农民侯忠良有时酒醉骂大街，恐惧被“处理”而上吊自杀。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六十一岁的老工人邱馨齐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后，投井自杀，遺書曰：“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浙江省僅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群众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七十四人。据省委办公厅說，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雇、贫中农一百九十三人；金华专区自杀和受逼害者中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0至1956年，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共有三百九十五起，且逐年增多。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1957年，一邊在知識分子中抓右派分子，一边在工厂、農村抓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筆者也將有專文論述。所謂“觧放後七年黃金歲月”、“十七年光輝成就”、“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三个代表”，通通都是無耻的謊言。
   
   中共的本質是掠奪，是搶劫，它從井岡山開始，先奪地主、再搶資本家，到三大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民的土地也搶去了，把几亿农民變成農奴。工人經受了幾十年低工資的野蠻剝削、殘酷壓榨，如今又被彻底拋棄。為了中共的獨裁，僅煤礦工人每年就要死掉五六千人，他們一条命僅值二十萬甚至數百元人民幣。數千萬农民工成為世界工厂的犧牲。因雪災而几百萬人被丟棄在冰天雪地中煎熬。
   
   還有多少于佃荣這樣的工傷者、蒙寃者，在死亡綫上掙扎！在上訪路上呼號！

此文于2008年02月2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