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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踏人權、群體滅絕：一筆賴不掉的賬
------讀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洛杉磯研討會《論文集》
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世界人權宣言‧序言》
洛杉磯研討會《論文集》歷史和現實意義
由丁抒主編、香港田園書屋發行的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美國洛杉磯研討會論文集《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以下簡稱《論文集》，引文出自本書者不註出處）的出版，是一九五七年學領域的一件大事；是對中國人民反專制、爭民主運動歷史的一次全面回顧和深刻總結。
《論文集》分為“五十年後重評反右”、“反右運動前前後後”、“國際風雲下的一九五七”、“反右和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和大陸民間思潮的承傳”、“一個人的遭遇和一個歷史時代”、“史料學和一九五七年學”,從遠因、近因、內因、外因、制度原因和個人原因，發展過程和影響，作了多方面的探討、研究和爭鳴。
作為宋永毅主編的《二十一世記中國叢書》之一的《論文集》，本書作者陣容鼎盛，幾乎囊括了海內外最有成就的中國當代史和一九五七年學專家，有當年遭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極右分子以及他們親屬的代表。專家、學者有林培瑞、丁抒、郭羅基、吳國光、齊戈、葉永烈、姚監復、程映紅、張軼東、陳彥、高瑜、陳奎德、戴晴、邵江、錢理群、徐賁、胡平、朱學淵；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有許良英、邵燕祥、杜光、陳奉孝、劉賓雁、李慎之、張成覺、朱正、陳斯駿、杜高、葉國榮、巫寕坤、流沙河、龔定國、魏紫丹；右派分子親屬有方勵之、章立凡、沙尚之、巫一毛、謝泳。當然，這個分類並不準確，因為許多作者具多重身份。例如，受迫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親屬，同時也都是一九五七年學的重要研究者、影響很大的專家和著名作家。
反右運動雖然過去五十年了，但作為“學術問題”的提出，是在這運動發生後近三十年的一九八六年。當年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等首議的反右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於錢偉長的告密而流產，方勵之、劉賓雁的中共黨籍亦因此被開除。現在，方勵之的發言《自由主義的終結和共產主義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許良英的書面發言《當代中國大災難的開端：反右運動》，可以堂而皇之地刊在《論文集》中了，這不啻是對叛賣者錢偉長、扼殺者鄧小平的無情嘲弄。正是：爾曹身雖滅，羞辱萬古隨。
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活動，海內外舉辦了許多起。對中共當局衝擊最大的、最讓江胡之流恐慌的，當然是發生在北京市、重慶市、成都市、浙江省、新疆區、湖南省邵陽市、雲南省彌勒縣等各地右派分子們的公開集會、上書、告狀、要求平反、索取賠償、追討欠薪的英勇行為。但規模最大和學術成就最高的，應當是在美國東西岸舉行的兩次研討會。
二OO七年，臨近中國的香港和台灣也開了五次研討會：一、二月份由本人組織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後人和寫作人在香港北京賓舘小型討論會（武宜三：《與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後代座談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二、九月份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主辦的《被埋葬的青春---反右五十周年》將軍澳研討會；三、十二月亞太政治法律學人學者聯合會主辦、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等協辦的《生的權利：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暨中國生態危機與維權運動》恒豐酒店研討會；四、十二月十八日台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未來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轉型正義觀點看中國共產黨反右運動五十年》論壇；五、十二月二十日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的《臺灣的感化與大陸勞動教養之異同》討論會。
但這幾次研討會或討論會都由於中共當局阻撓和破壞，經費、時間的不足，都沒有達到預期的規模和效果。出席嘉賓或者在原居地被恐嚇阻止，或者在北京、深圳、珠海等海關被扣查、攔截；甚至有人到了香港仍不能出席會議，因為公安國保就賴在他們家中；在這中間，號稱與中國實行“一國兩制”、享有“高度自治”的香港政府也充當了極不光彩的幫兇角色，它野蠻地阻止了研討會主講嘉賓、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關係研究所徐文立研究員等人進入香港。也由於一些講者倉促上陣、準備不足，把研討會變成了訴苦會，因此有深度和廣度的研究報告並不多見(即使如此，這些大大小小的研討會、討論會仍具有催命符的作用，仍是加速中共非法政權早日崩潰的一股衝力)。
《論文集》：立此為據
《世界人權宣言》是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並頒佈的，它的《序言》說：“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一九五四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當年九月二十日頒布並實施的，它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沒有想到《世界人權宣言》頒布近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墨蹟未乾，《世界人權宣言》所描述的狀況就在中國發生了；繼反胡風這“新中國”第一宗文字獄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背信棄義地發動了大規模鎮壓、迫害知識份子的群眾性反右運動、製造了更大規模的文字獄，公然撕毀它親手製訂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大法”，撕毀了它在奪權時期開給中國人民的美麗支票。反右運動不僅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了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消滅了批評的聲音；而且使中國共產黨本身輕諾寡信、說謊欺詐的“光榮傳統”得以發揚光大；以至使它本身也墮落成古今中外第一等的無賴、無恥、無德、無道、無行、無良、無信、無義的流氓黑幫，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二OO四年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之後，加入聯合國並承認《世界人權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中共反動派仍然在不斷地以國家權力粗暴地踐踏人權，隨意剝奪工農大眾財產權和生命權，對異議人士、維權者、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有增無減，且有越演越烈之勢，以致引發每年有數以十萬宗計的群體性反抗事件的原因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是許良英所說的“當代中國大災難的開端”，它與其後的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殺並列為“當代中國的四大災難”。所以“研究和探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著它的當代意義和迫切性。從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在一九五七年對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的呐喊，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國知識份子積極參與和推動的公民維權運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民主自由思想的發展軌跡，一個值得我們總結歷史經驗，進一步推進中國民主的當代研究課題。”《論文集》不但填補了中國歷史的人為空白，而且也顛覆了中共官方對歷史的歪曲、隱瞞、虛構和篡改。把中共欠下的巨額歷史債務記錄在案。
陽謀還是陰謀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是毛澤東的陽謀還是陰謀，是主動下套還是被迫出擊？其實，從現在披露的大量事實來看，不管是陽謀還是陰謀，也不管是主動還是被迫，都不能改變毛澤東及其一夥是陰陽家，是劊子手的本質；都不能改變毛澤東及其一夥仇視知識、仇視知識分子，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反動本性。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特殊的仇視，在他一九二六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表露無遺。在蘇區肅反、大殺AB團、肅托等事件裏，知識份子都是被整肅的主要對象；自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多次羞辱、漫駡知識份子，如“我歷來講，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知識份子有一條尾巴，要潑它一瓢冷水；狗，潑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螞蟻”、“烏龜王八蛋”之類隨口而出，與市井流氓毫無二致。長期追隨在毛左右、深知毛心態的胡喬木也不得不承認：“毛主席對知識份子有很大的敵對的心理。”
一九五七年，花言巧語而引人入殼，誘敵深入再聚而殲之，已令人不齒；以考試的方法抓右派，更匪夷所思。安徽省蕪湖市教師暑期學習班竟讓人在“有人說現在是黨天下，你認為對嗎？”後面劃“十”、“—”號。結果大部分教師覺得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當然是共產黨的天下，於是紛紛劃了“十”；而所有劃“十”的人全成了“儲安平的爪牙”，劃為右派分子。同樣荒唐的事，還出現在四川等地，那裏用流沙河的《草木篇》做試劑，不消一分鐘便“多快好省”地判定誰是、誰不是右派分子。古今中外有這樣愚弄、坑害子民的皇朝，有這樣愚弄、坑害自己國民的國家嗎？
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卑鄙和無恥，不僅表現在陰謀詭計、口說無憑上；那使在白紙黑字面前，他們也是無賴到極。他們宣佈不在工人、農民裏劃右派，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工人、農民仍屢見不鮮。中央各部委送北大荒八五三農場勞動教養的，就有通信員、保管員、製圖員、工人，有司機、服務員、保管員，其工資有低至每月三十二元、二十五；軍隊中的右派分子有文化低至小學程度的下士付班長、列兵戰士。本人在今年一一三香港市民要求雙普選大遊行中，又認識到一個徃日假右派、今天真右派的老先生，他叫李學成。李老先生根紅苗正，十四歲入共軍、十五歲入共青團、十九歲入共黨，在南昌步兵學校任少尉資料保密員；本是共產黨最信得過的依靠對象；可是在一句話沒鳴放，一字大字報沒寫的情況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本人收集的右派名錄中，便有農民當右派的個案。共產黨不是代表無產階級、貧下中農的利益嗎？毛主席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嗎？“放屁！”三二十年來瓜分國有資產、盜竊國庫、野蠻征地、暴力拆遷，終於使中國人民更徹底地看清它們豺狼的真面目了。
把西方理論的應用於反右運動
我有幸聽過徐賁教授的幾場精彩講演。徐賁善於用西方的理論框架來闡述中國的事件，常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對于反右，徐賁又運用了歷史事件的兩種認知模式：“客觀發生”和“文化構建”來討論，並例舉和論證了事件發生五十年後的“創傷記憶特徵”。如何去理解這種創傷記憶的構建特徵和因素呢？徐賁把亞歷山大對“文化創傷的社會化過程”的分析模式簡化為：一，災難訴說的敍述和接受關係；二，對創傷性災難的認知因素；三，敍述災難的話語樣式。他在分別討論這三個方面的時候，把反右記憶和文革記憶作了比較，揭示了災難記憶構建的複雜因素，因而可以把討論引向更深入、系統。他指出，反右之所以特別邪惡，乃是因為它結合了現代專制國家的政治欺騙(“陰謀”)和制度暴力(流放、勞改、戴帽等等的懲罰)，以恐怖和殘害的手段公然剝奪本國人民的憲法權利（自由言論）。他還尖銳地提出：是誰造成了反右運動中幾十萬的“冤假錯”案？誰該為此負責任？是各個單位的“領導”，是“運動積極分子”，還是另有其人？是“失誤”，還是侵犯公民權和人權？是辦事人的“個人水準不夠”，還是整個統治制度本身就被設計成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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