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平民胜利，英国贵族没落 /唐子文集

哲学家在西方是一面时代精神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欧美社会的基本精神面貌。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爱智慧的哲学引领着希腊各城邦普遍的贵族精神——或崇敬理性智慧，或追寻神性智慧。平民出身的苏格拉底捍卫贵族的爱道德知识的神性智慧，被雅典公民大会民主派多数投票处死之后，胜了贵族的平民在直接民主制的保护下玩争吵，直到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贵族派军队才平息吵闹，如同今日国寨党文化下的论坛坛民非删贴封号才息争一样。罗马共和国由于土地和奴隶巨增导致贵族普遍腐败，平民支持屋大维实行元首制独裁，元老院贵族成为最早的“政协代表”，平民获得富者尽情享受、穷者不劳也可赈济度日和观赏奴隶竞技等。全社会普遍腐败直到基督教再复活西欧的贵族精神——表现为复兴了苏格拉底爱美德智慧的柏拉图主义、斯多噶主义哲学和基督教媲美。

现代欧美社会精神，整体上看，颇有些像古代雅典和罗马平民胜利和贵族没落的情形。英国罗素的科学分析哲学和美国杜威的科学实用哲学就是镜子。

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北美大西洋沿岸就有了带去的欧洲哲学。爱德华兹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位哲学家，用洛克的经验论思想传播加尔文教：人的救赎不能凭借工作的勤奋和业绩，惟有依赖上帝的神恩；人类自由不在理智的俗世选择中，而在激情地信仰上帝的美德中。美国独立百年之后，才有了不传播神学的哲学家。哈佛大学的桑塔亚那的贵族式哲学精神还是欧洲大陆的，教导美国人在常识、宗教、艺术、社会和科学中理性生活，23年后回到欧洲，死于罗马。

威廉•詹姆士可谓第一位具有地道的美国东部平民气味的医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传播密切关注物质生活和现实幸福的实用主义：生活激流中，有用即真理。真正代表美国精神的哲学从约翰•杜威开始。杜威1859年生于美国“衰落的东部”，接受那里的教育成长为人，却在美国生机勃勃的西部和稳健发展的中部的大学里成为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将詹姆斯的哲学进行了工具主义的改造。45岁之后，杜威回到东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任教26年，心智容纳了整个美国。

杜威成为世界名人首先是他的教育思想及实验。1896年他在芝加哥创立一所实验中学，为他实验其教育理论，反对欧美传统教育的灌输和机械训练方法，主张从实践中学习，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杜威这种教育主张跟美国社会密切联系，培育民主美国所需要的公民：理智的自然主义，即关注自然科学和事物的公民精神——个体健全、适应社会的发展——的培育过程。在杜威看来，重要的是生活、自然的教育历程，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他不看重培育“自由人”的人文学科教育，主要不是培育有闲的贵族品格，而是承袭英国斯宾塞关于理工类科学真理为重点的教育思想，培育能适应实业社会、促进民主政治的公民。为此杜威致力于把学校建成小型的工厂和社会，通过“尝试→失败→再尝试”的实践式实验方法，培育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的基调是进化论。他视人的心灵和肉体为生存竞争中由低级形式进化而来的器具：事物是逐渐形成的，“当达尔文像伽利略论说地球（它确实在转动！）那样论说物种时，他就一劳永逸地挣脱了束缚，将遗传和实验的思想当作提问和寻求解释的方法。”推理不从前提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构想假设并将其变成结论，寻找这个结论的前提，最后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这个结论和假设。杜威不根据超然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根据事物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来解释。“大脑主要是种种行为器官，不是认识世界的器官。”思维如同四肢和牙齿一样，也是适应环境的器具；观念是被想像出来的联系，是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实验；哲学的任务不是说明怎样认识外部世界，而是怎样学会控制和改造它。他认为：现代人不能从神学角度来解释精神和现实生活，而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把它看作与环境互动的一个器官或有机体。神性就在我们心中，“神灵曾经与世遥遥相隔，在万物的边缘，是不动的原动力和最大的善，现在他已从孤寂中降落下来，加入到纷扰的人世”，所以人类必须对事实尽忠。人的思维范畴只是社会将思维习惯从成人传给儿童的结果，本能被夸大为先天不变的，早期训练的作用被低估了，性冲动和好斗心、贪欲和统治都能受到社会训练和教育控制的调节，利己的人性可以在适应环境的思维历程中得到进化。“教育即生长”：“生长的第一条件，是未长成的状态……这种未长成的状态充满能动性和潜能。”看历史，杜威传承了培根、霍布斯、斯宾塞、达尔文的英国经验工具主义的近代传统。

十几年前，邓小平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话被大肆宣扬，这实际上就是杜威主义的要旨。杜威的道德标准中没有“绝对的善”，最高的范畴就是“发展”。对杜威来说，教育的关键就是创造充分的条件让学习者去“经验”，在经验中增进自习能力，获得教育的“改造”。他说：“完美不是生活的最终目标。改进、成熟、修炼的永久过程才是生活的目的……谁开始堕落、变坏，谁就是坏人，不管他以前多么好。谁渐渐变得高尚，谁就是好人，不管他以前道德多么败坏。”“准确和全面地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牢记整个问题是一个发展科学和应用科学于生活的问题……伦理道德哲学返回到初恋，即爱智慧……返回的是配备了许多特殊的研究和检验方法的苏格拉底原理。……具备了大量的系统知识，有能力控制各种安排。通过这种对各种安排的控制，工业、法律和教育就能够集中精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全体人民凭自己的能力，都可充分分享一切已经实现的价值。”民主政治不如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有效，却可以在公民思维的发展中改进，危险较小。哲学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的职能已经过失，却具有运用人类的知识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职责，必须着眼于现实，以指引和解释生活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思想起着铸造美国精神的作用，所有关注科技理性或工具主义的人都承认他在思想上的导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受到过他的影响。他还曾经访问过世界许多地方，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宣扬他的哲学思想。他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培育中国教师，其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正在访问中国。

美国智慧实际上是英国智慧的西移和大陆式拓展，看两个罗素就知道了。

伯特兰•罗素，1872年出生，活到1970年的98岁高龄，这在哲学家里独一无二。罗素出生于英国自由党贵族家庭，接受了最好的英国贵族教育，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携伦理学系文凭毕业，翌年以几何学论文进入数学和逻辑研究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数学和逻辑领域创数理逻辑而与牛顿齐名，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哲学上的新实在主义者，宣扬本质（共相）的独立存在，相信：先验的数学公式和逻辑真理具有实在的、超时间的生命力，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严正的、确切的”世界；物理的感觉材料和物质客体不过是共相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这时的罗素自由地在数学和逻辑的神秘主义世界里遨游，坦承他的思想，“大部分是柏拉图的理论。只是由于时代的进步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正罢了。”

　　“一战”前后罗素的新实在主义哲学立场开始转变，从本体论研究重点转到方法论、认识论的重点。他与其学生维特根斯坦先后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连同他的数理逻辑，构成20世纪20年代欧洲科学（经验）分析哲学之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一。逻辑实证主义还渊源于列宁骂不倒的“批判经验”的马赫主义。罗素认为，科学概念和命题表述的事物最后是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以及事物的大小、长短等原始的经验，即逻辑分析的原子事实；科学命题可以以数理逻辑分析为原子命题（基本命题）、分子命题（真值函项）和概括命题（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三类；科学知识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逻辑实证体系。所以罗素说：“如果我们认识了所有的原子事实……就能够通过逻辑推出一切其他的真理。”物理学上的物质，并非“世界的原材料的一部分，而只是把事件集合成束的一种方便的方式”，“一定能够只用实际的感觉材料来解释”。

1914至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罗素追求思想清晰的激情转入到激烈反战的和平主义运动，数学逻辑学家于战火中死去，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诞生。与世无争、沉默寡言甚至连电影都没看过的他，开始重返人类的洞穴世界，多年不鸣如今却一鸣惊人而且不肯收口。“爱国主义者”恼怒不已，判他6个月监禁，剥夺了他在大学里的职位。罗素不肯妥协，由自由主义者转变政治立场拥护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他反对国家专横和战争，主张通过科学教育培育“理智和诚实的习惯”、通过艺术教育培育热爱“创造性的活动”而“削弱占有冲动和欲望”的新人，尊重“一切个体和团体的活力……尽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宽容“个体和团体的发展尽可能不损害他人或别的团体”，消灭战争，完善人性和制度，开创美好生活。1920年他访问苏俄、中国，却也没留在禁止自由讨论的社会敌对主义苏联。此后罗素长期离开英国哲学讲坛，靠自由的写作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赴美国讲学，直逗留到硝烟将息的日子，重回英国哲学讲坛发声。

罗素从事写作75年以上，是历史上写作时间最长的哲学思想家。他著有《社会改造原理》、《自由之路》、《婚姻与道德》、《教育与美好生活》、《教育和社会秩序》、《西方哲学史》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女权与和平运动，两次因反战而被监禁。跟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相比，罗素掌控身体的能力最差。他结过四次婚，至少跟六个以上的女人有染。这使他的女权主张和婚姻道德中约束忌妒的教导明显夹带着私欲因素，恐怕也是他以分析哲学极力排斥神秘主义和宗教道德而成为迷信科学的无神论者的必然结果。尽管从现代精神文明的视角看，罗素可谓世界名人中不多的好人，可标准确实低了。

罗素1920～1921年来中国访问期间，曾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正逢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之后受马列主义猛烈传播影响邪奔的岁月。英国罗素主义、美国杜威主义、德俄马列主义等，一道摆在中国人面前供选择。马克思死了，列宁缺席，杜威和罗素都亲自来中国“促销“，士君子还是选了马列邪说。中国当时处于道德伦理文明向科技工业文明过渡的初期阶段，生活节奏缓慢，市民说话平和，学子争论没有英国公民锐利。罗素期盼着中国出现一种儒士新文明。他说：“我终于意识到，白种人并不像我曾经想象的那样重要。假如欧美人在战争中全都同归于尽，那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灭绝，甚至也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大量的中国人还在那里呢……”他称赞中国“有最伟大的智慧”，赞赏中国人“豁达的心胸”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把事实扭曲成一种特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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