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争鸣杂志   
   
    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为避免经济骤衰，决定实施降息与减税政策——联邦基金利率调低0.75个百分点、减税1500亿美圆。这样的巨大动作，给世界经济的回升带来了希望，中国也可间接受益。但是，中国经济整体上是量大质次，已经到了大衰败的关口。估计在今后三个月内，股市会有所反弹（特别是全国人大会后）、出口不会有巨大减幅。
   而就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仍不能变好，如通胀还会继续上扬，作为汇率全面自由化标志的港股直动车仍会处于“趴窝”状态。
   讳莫如深：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2007年4月份，美国以“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引发了次贷危机。花旗银行与美林银行年终报告显示，被次贷套住的资金均在一百亿美元以上，并决定将这些资金定性为亏损。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和一些巨型国企，持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债券，但并未公布所持总量。
   不受次贷危机影响，几乎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恰出自在中国经济界颇受尊重的周小川之口。他在2007年11月份出访途中（南非约翰内斯堡）声称：受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年可能适当放缓，但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事实上，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许多大城市已经出现“有价无市”即交易量萎缩的现象；其二，中国金融结构更加扭曲，估计与美国次贷危机有关的债券总额高达五百亿美元，其中银行持有量约为50%，保险公司持有量约为30%，巨型国企及民间外贸企业持有20%左右。
   经过一些公开的资料综合分析：中国银行（Bank of chin）系统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约在35亿至40亿美元之间；工商银行（CICB）系统损失4至6亿美元之间；建设银行（CCB）系统损失则为6至10亿美元之间。
   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温家宝不再听信周小川“影响不大”的论调，而是责成银鉴会主席刘明康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以“精打细算”的方式搞清中国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及未来的影响。初步算帐之后，结果是“各银行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的损失超过了预期的亏损准备。
   港股直通车遭遇“计划生育”
   港股直通车的本质是中国实行全面的自由汇率，用行话说是“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其附带效应可能顶暴香港股市。北京经济决策高层权衡利弊，为了压住目前的经济乱局，还是搁置了这项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计划。
   在 中国金融体系质量极差的背景下，港股直通车更多的政治效应，不是将内地金融重镇（特别是天津新区）与香港金融体，联合起来，恰恰相反，这是一次国内外汇资 产拥有者的“胜利大逃亡”。也可能很快地为亚洲版的索罗斯出现提供机会，如印度或日本的对冲基金将能轻松打烂中国的金融体系。当然，中国也存在借此一博而 “修成已果”的可能，但温家宝不可能就此放手一赌。更何况一旦香港股市被顶暴，亲北京的香港政治派系将会陷入市民的“喊打”声中。更为微妙的是，港股直通 车恰恰已经成为亲北京派系的巨额经济利益预期之所在。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讳言：一个经济体的汇率与利率是相互沟通，联合起作用的。目前，中国的汇率已经高度国际政治化，不能反映人民币“真实面目”。比如绿色GDP一旦成行，中国真实的汇率会跌到一美元兑换14.5至17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样，不仅美国与欧盟会怒气冲天，而且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也会大乱。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成了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
   中国的官方利率体系也根本不能反应市场的真实交易水平，尽管利率在上调。其一，民间的“地下金融”交易量已经达到官方交易量的1/3以上；其二，“地下金融交易量”的利率水平一直保持在官方的1.5倍至1.8倍之间。国际汇率扭曲与国内利率失真，使预想中的港股直通车成了“先天残疾”，所以港股直通车遭遇“计划生育”也可以理解。北京的权力人物决心要让它“重新坐胎”。那么，现在不是难产与否的的问题，关键是要生个“没残疾的孩子”。
   估计 2008年，港股直通车的问题仍是被冷冻的经济话题。
   股市心理不良与资源价格畸型
   中国社会不公是政治文化传统与制度现实双重作用的结果，国家不实行彻底民主化，永远不可能找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目前，最高收入者（10%群体）与最低收入者（10%群体）收入已经由1989年20倍左右达到现在的50倍以上。拥有社会权力的群体（约占总人数的1/4），获取了居民合法收入的80%以上，这还不算这部分人随时可得的灰色收入——批租公共资源换取隐型贿赂、特殊利益集团的高工资，等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低收入阶层到股市“一博而富”的心理就越发急切。他们希望只嫌不赔，一旦赔了，就对政府发泄不满。因此，“对股民进行风险教育”就成温家宝时常提起的一句话。可以预计，中国股市在全国人大会议（3月份）到奥运会（8月份）之间，会有一个高涨期，而到2008年国庆后至2009年春节前，将会出现大规模跌落，以致于全面崩盘。
   就 目前中国通胀“盯住机制”来看，也是很成问题的，看住消费品价格只能是极短期有效，甚至会破坏市场机制。国家故意忽略资源（与资产）价格，实际上一种政治 策略。再有，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欠缺、信息收集受限，民间负责任的极少数经济学家根本没法以“影子内阁”的方式全面测算资源价格。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绝不亚于 绿色GDP被叫停。
   以特别品种观察，以普通铸造用铁为例：半年内，不含税价格上涨为45%，计入税值后高达52%以上。其中：不含税机铁从2007年6月30日的2200元（每吨，下同），涨到9月30日的2500元，再到12月31日的3300元；不含税普通生铁此三时点价位分别是2560、2800、3600.
   就经济增长的惯性看，官方紧缩信贷，不可能遏止住经济过热，相反，民间“地下金融”交易量还会增大，估计到2008年底到2009年初会与官办金融平分秋色，其利率水平也会从目前官方的1.5至1.8倍上挺到1.7倍到2.2倍之间。金融高层决策人士如吴晓灵早知此状，所以她在任上一直努力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并力促民间金融机构壮大。但是，中国经济行当亦为官场组成部分，人去政息乃平常之事。
   可以预见，国家紧缩银根的操作方式，只能刺激以信贷价格上涨为动力的资源价格攀升。估计2008年内的资源平均涨幅不会低于30%.
   结语：经济危局影响民主化进程
   中国政治民主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体制内“零敲碎打”者有之；体制外，“点点滴滴的社会工程”方式转变成了“希望在民间”的政治成长点。尤为可贵的是，民间“七零后”一代政治家已经成熟，中国民主后的秩序化管理与制度重建的成本将大在降低。
   但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危局，北京权力高层肯定会放慢体制内民主的脚步；同时也会收缩公众参与的空间，乃至于收缩言论的尺度。在另一方面，一次全面性的经济崩溃，肯定会带来市场成熟的契机，也为制度重建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