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胡佳 /刘水文集

10多年来，胡佳介入环保、野生动物保护、保钓、预防艾滋病、维权运动。胡佳自始至终是以一个民间自愿者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现场，这不同于自身利益受到“合法性伤害”的那些被动维权者，也不同于那些替弱势维权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人权律师。他主动介入那些合法权利受到伤害的群体和异见人士当中，为他们在国际上发言并寻求对他们的保护。胡佳是以其他受害者权益和社会公正作为维权出发点，而不是为了捍卫自身权益。而当他作为自愿维权者的身份遭受迫害时，他不惜以流血来捍卫。这使得他的维权方式与众不同，价值非凡。胡佳代表着中国民间风气云涌维权运动的一个标尺，这个标尺框定了民间权益的底线和诉求的高度。自愿者的维权行为，不具有破坏性，有益于社会改良，同时并不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相反，他们的作为极大地替代了政府的不作为和肆意的政治迫害，化解了紧张的官民对立。倘若民间评选“感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佳应有一席之地。可惜胡佳能够感动中国，却感动不了中共，反被当作敌人。

就是这样一位温和的人物，却不能见容于中共政府，反而被罗织罪名下狱。国际社会对胡佳被捕的反弹已逐渐显露，欧洲议会主席和美国政府已公开质询中共，要求释放无辜者胡佳。当局摆出一副决不妥协的强横面孔，如果再将这副面孔镶嵌在日渐临近的北京奥运会的国际背景中，中共自毁奥运形象的愚蠢行为，不言而喻，同时也显示出北京政府的脆弱、不自信和反应过激。中共自己带头破坏中国形象，而不是它的假想敌——持不同政见者、民间维权群体、NGO或者宗教团体。使得国际社会真正怀疑中共举办奥运会目的何在？奥运会终究能给中国人带去什么？可以预见，由于中共的专制本性而人为制造的“政治奥运”和“奥运囚犯”，会给北京奥运会添加巨大的人权阴影。随着奥运会临近，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在全球不断放大、清晰、真实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其价值甚至超过奥运会本身。

胡佳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作为民间自愿者出现在河南献受血感染艾滋病调查现场。对于异地到来的自愿者和媒体，当地政府显然除了堵截、防范之外，并不能对外来自愿者直接施加如同高耀洁女士那样的人身迫害，对异地媒体也不能实施本省媒体那样有效的新闻管制，所以异地自愿者和媒体才能将部分真相呈现给世界。这不能证明异地政府的开明，而是中共政权上下割裂、地方政权坐大的制度性漏洞导致的。为无辜的河南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国内外许多民间组织和个人，都有介入，但对于不同地域和群体的维权个案，这些组织和个人几乎都限于一个地域或个案。对于胡佳却不同，为河南艾滋病患者自愿维权，这仅仅是他此后多年系列维权行为的开端。各地政府对于群体或个人维权行为都采取高强度打压、封锁手腕。这个时候，作为利害关系不相干的民间维权自愿者，他们对维权个案的介入和关注，就不再是单纯扮演一个帮助者和同情者的角色，他们出于本能地以“深喉”式的代言人角色揭露真相。这个时刻的胡佳，是单纯的、善能的。

2004年清明节，胡佳单独去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为胡耀邦献花。当年准备在天安门广场为六四民运死难者献花，第一次受到警方拘押。此年是胡佳从环保、艾滋病自愿者转为维权自愿者的分水岭，这很符合一个中国自由主义自愿者的成长轨迹。胡佳从社会服务自愿者转型为优秀的记录者和报道者，这得益于他在北京电视台工作时的专业训练。他用音像记录制度带给中国人的最真切的恐惧和苦难，也从此意味着软禁、拘押成为他生活中的常态。作为一个具备良好素质的后起之秀，胡佳勇敢地捍卫公民的表达权利。如此的自发自醒者，在当下的警察国家并不多见。因此，一幕幕灾害性事件背后，闪现的是胡佳高贵的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感。

平心而论，胡佳并没有政治企图和野心，他只是出于对弱势受害者的怜悯和天性中的正义感，并以此对世事和人物做出判断和行动；胡佳处事风格低调，做事踏实、执着。他的所作所为是超越政治的，是在更为广阔的人道主义理念下展开。在1970年代生人中，胡佳算得上一个异数。同时，在他身上映射出中国社会此前严酷、频密的政治运动制造的国家恐怖，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都有所松动，这为他纯真个性养成和自愿者职业选择提供了有限空间。如果说他有足够的知名度，也是作为一个记录者频繁地发布“中国受害者”报道而获得的。现实中国的丑陋和内心正义感支撑的强悍，造就了敢于说真话的胡佳。在中国敢讲真话，不全是因为勇气。胡佳知行合一，是一个有自由信仰的人。胡佳不是一个故意“闹事者”，更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中共敌人”。在多年参与的维权事件中，胡佳几乎都是充当施救的局外人角色。

胡佳所做的一切，出发点并非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目的是呼吁政府和法律给予那些他所关注的人以公正待遇。而当中国大陆媒体因为政府实行新闻禁锢、对受害者视而不见时，胡佳作为记录者和社会观察者的正义冲动，只能通过国外媒体得以挥发。当局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抓捕胡佳，是为了掐断胡佳作为“海外媒体报料人”的线索，进而雪藏中国大陆恶劣的人权真相。然而，当局低估了胡佳就是西方社会评判中国人权的一个标本。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多年险恶处境中的胡佳，显然是评估中国人权状况最稳定和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其重要性和客观度要超过那些即时性群体维权事件和一时的维权领袖。中共指称西方某些势力图谋将北京奥运会政治化，但是，“奥运囚徒”胡佳却足以证明：将奥运会政治化的恰恰就是中共自己。

与胡佳多有接触的北京人士评价他是一个“单纯直率的人”、“虔诚的佛教徒”、“苦行僧”。从性格、身世和思想背景，这些似乎都不足以呈现一个完整的胡佳。他天性中能够保留正义感，并且早在大学期间就加入环保组织关注自然和社会，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1957年胡佳父母被中共打成右派，下放不同省份劳动改造，年幼的胡佳由父亲单独抚养。胡佳对父母和自己早年遭受的政治苦难不会没有记忆。家庭环境为胡佳的悲悯情怀打下了最初的底色，也铸就了他的硬朗性格，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与妻子曾金燕携手从事人道事业。人道主义，就是胡佳所殉之道。他殉道之途上，不该有监狱阻拦，对任何政权都该如此，这是底线。

胡佳2006年曾被北京警方秘密拘禁41天，本就瘦弱的他落得一身疾患。获得自由后不久，便和其他律师群体多次赴山东沂南县声援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及其家属，并为陷狱律师高智晟不断呼吁，因此多次遭受拘押、殴打。这些声援维权行动，对胡佳的改变是巨大的，让他再次看清制度的不堪，他在维权路上走得更坚定，义无反顾。人身禁锢并没有由此停止，胡佳被软禁在家将近一年，通过居室窗口，他拍摄了软禁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告诉世界“警察中国”的真相。不能不说代价是沉重的，他们替这个苦难国家分担了沉重的包袱，以至被投进监狱与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分离，妻子女儿被软禁在家。这个包袱不见得非要胡佳一家三口来承担，但当局凶横地将灾难再次施加给了这个弱小的家庭。在中国做个好人，很难。中共在为自己掘墓的同时，也将越来越多善良的人们推向它的反对者行列。

正如普遍的评论认为，当局抓捕胡佳是为北京奥运会清场，那么，当局是在用“奥运囚徒”祭祀北京奥运会。还可以继续追问，花费全体中国纳税人金币举办奥运会意义何在？北京奥运会是政府的还是人民的体育盛会？是谁在抹黑奥林匹克精神？任何执政党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绑架人民，以举办奥运会要挟、恐吓世界来为本国人权埋单。

2008年1月18日

原载《人与人权》二00八年二月号

注：本文发表之后，2008年1月29日，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