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上映，编导及主角被影评捧上云端。如果说语言文字的运用无须成本，怎么说尽溢美之词都算不上什么，那么获得台湾金马奖就非同寻常。这个奖决非通常的文字语言赞美，它是从一种专业角度肯定了“色.戒”的艺术成就。这无疑极为权威地说明了“色.戒”在电影艺术殿堂里的位置。

   作为电影艺术的门外汉笔者没有资格在电影艺术的殿堂里班门弄斧，但是笔者作为一个思维健全的社会一员却有资格从社会角度、人性角度来评论它。

   “色.戒”据说是以郑苹如的事迹为蓝本，但在关键的地方却截然相反。郑苹如没有爱上汉奸丁默村，没有在关键时刻叛变职责泄密让丁默村脱逃，而是丁默村自己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抽身跑掉。为此，郑苹如的遗属对李安发出抗议。李安则辩解他并不是在述说的郑苹如事迹，而是在另行编撰了一个故事，尽管这个故事里似乎有郑苹如的影子。

   好，我们就撇开的事迹来探讨一下。

   李安在“色.戒”里以王佳芝的故事向人们诠译一个道理，“色”--男女之情有时会高于一切，会使一个身负重任的秘密谍报工作者王佳芝忘却、抛弃自己的职责去爱自己的敌人--汉奸易某。甚至由于爱上易某不惜把组织策划已久并成功在望的正义行动毁掉来救援汉奸易某。这是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爱、高于一切意识形态的爱、超出国仇族恨的爱。李安是在对人们传递这样的意识。

   男女之情有时会高于一切，这个命题没有错。但要注意，这里有个“有时”，换言之，男女之情不会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现实中的郑苹如虽为完成重任做了丁默村的情人却没有爱上丁默村就是证明。而且八年抗战中也没有产生现实版的王桂芝也是证据。李安把“色”的威力诠译得高于中华民族对日本鬼子入侵之恨是何居心？更何况这一诠译连个案的依据都没有，全是李安的臆测，李安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要歌颂人间的爱情，要诠译爱情的制高点，陪衬物很多。爱情高于世俗的眼光；高于金钱的诱惑；高于门第的差异；高于权势的显赫……罗密欧与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钱谦益与柳如是……你哪里找不到题材？哪里找不到切入点？你为什么要杜撰一个身负重任的秘密谍报工作者为“爱”而出卖组织、出卖民族大义？更何况现实中有刚好相反的事例。

   文艺人的拿手好戏是在受到批评时满脸不屑地说：“什么拉扯到社会效应都是你们这些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嗜好。我们文艺人只注重人性”。好，我们就来谈谈人性。

   一个基本上是处女的女孩在最初的性行为中遭到极为粗暴的对待，她会作出怎样的持续反应？她因此而恐惧和愤恨是否属于最基本的人性？刑事生理学指出，许多初次性行为遭到粗暴对待的女子会长期的、甚至终身地产生性冷感、厌恶恐惧性行为，更何况汉奸易某对王桂芝已经不仅仅是粗暴，而是性虐待。初次性行为遭到如此的性虐待会使女孩子产生强烈的恐惧或愤恨。这无疑是基本人性。而以王桂芝的身份则是愤恨多于恐惧。这愤恨和民族大义搓合在一起只会只极大地增强她对易某的刻骨仇恨，这仇恨是什么钻石戒指都消弭不了的。李安的编造完全是违反起码人性的捏造。既违反起码的人性，又毫无社会意义，李安在干什么？这旋风怎么会旋得起来？

   “色.戒”旋风来自何处？是来自那些性行为镜头吗？

   笔者决非道学先生。笔者决非认为性爱不能入镜头，也决不否定导演、演员们以编导主演三级片走红赚钱。大导演李翰祥晚年不是也导演过三级片吗？港星叶子媚、叶玉卿、舒琪等不就是靠演三级片起家走红的吗？编导摄制三级片一度投资少、赚钱多，使许多编导和演员都趋之若骛。然而美艳镜头太多也会产生视觉疲劳。北京烤鸭虽驰名中外，若餐餐吃也会味同嚼。

   李安大编导实可谓慧眼识真、匠心独具。他从聊斋、金瓶梅等古装戏和当代城市情欲戏的三级题材中超脱出来，从张爱玲的某篇遗作中得到非同凡响的灵感。把抗日正剧与三级性爱融于一炉，可谓推陈出新、剪裁新颖。果然效果非凡、名利双收。票房价值的登峰造极和大奖的获得使李安踌躇满志。可是社会正义的基本成分和人性中的起码元素则被李安到脚下。

   李安太下着了，太没有底线了。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君子求名，猎之有方。哪能像李安那样歪曲抗日史实、亵渎民族感情、违背社会正义、践踏基本人性，再充分利用看名演员“露毛”的世俗心理去为自己建功立业的？

   儿时课文中有“皇帝的新衣”。记忆中老师讲解时课堂一片嘻笑。长成后回想之总觉得那不过是篇童话。现实生活中怎么有会荒诞到那样的地步？但这次看到“色.戒”旋风骤起处的一片喝彩赞叹顿有所悟。李安制作的皇帝新衣是如此的华丽，谁不赞美就是不识货的山村野夫、无知蠢货。可是，那是一件怎样的“新衣”！

   鼠年初一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