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西方价值观所主导的澳大利亚十余年，最大的感慨是人所享受的自由以及所受到的尊重。行事说话在不违反道德与法律的情形下可以无所顾忌；普通民众不可以冒犯普通民众，却可以冒犯政治家；谁当总统民众说了算；全国没有户口、档案（罪犯除外）、身份证（驾照代身份证），民众可随意迁徙；任何不中意的事情你都可以说“不！”而不必害怕得罪人；警察上门询事，未经主人许可不得进门；凡遇冤假错案，国家赔偿动辄上百万。这个国家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今年春节，当地议员给我和我太太及家人发来贺卡，祝我们生活幸福（本人仅是一介草民，不是在场合里走动亮相之人）；每次中国新年的游园活动，澳洲警察现场执勤只是象征性地把空枪套挂在皮带上，不插枪，避免给游园民众造成恐惧感，“以人为本”就是这样地践之以行......不悉国外政情、社情、民情的人常常说国外的民主自由是抽象的、是虚伪的。这是信口开河、拷贝党语。不知者出此言是无知，知者出此言是抹黑。也有些中国来的人物，生活在不压抑的社会环境中，却怀恋着压抑的专制社会，立场坚定地歌颂中国的专制党，他们一边歌颂着，一边却又赖在此间不回国，实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二者之高下判得个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上述赘言未切题，目的只想铺个背景，对比下面要讲的主题：
    一九八三年，我工作的机关组织了一次专家考察，题目是葛洲坝及沿途重要支流，我的任务是办理一行人的食宿交通，因为工作得当，考察者甚满意。一次，领队的李局长在大宁河大昌镇吃饭时问我：“小乐，我真是不明白，你这么好个小伙子，怎么就不入党？”我笑着说：“台湾搞不搞国民党函授，如果搞，我去入国民党。”李局长听罢，眼镜差点跌到地下，立马抬头环顾几桌专家（八十年代初说话还得小心，特别是机关环境），然后拿食指戳着我骂道：“小乐啊小乐，你这个死胆胆，你狗日的不怕犯错误？你狗日的还去入那个啥？什么什么国民党！你狗日的吃了豹子胆！”其实，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李局长胆子小，他是副县级干部，随时随地都要考虑政治影响，他骂我是不得已的事，不是真骂，是应付专家，这个我看得出，所以不往心上去。（一点续接：我刚工作时，李局长也刚从基层调上来，临时住办公楼的尽头两房。某日，我在办公室加夜班，听到他与正读大学的儿子对话，父：“李志啊，你要有上进心，要入党哟。”儿：“我不入党！”父：“你为啥不入党？”儿：“我对政治不感兴趣。”父愠怒的声音：“ 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跟你讲，你读了几本书不要以为自己就有本事了，你不找政治，政治要来找你！记住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李志因一次非政治事件下了政治大狱。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书法家对我讲：“李局长有一次在我面前说起儿子时老泪纵横，说‘老子革命几十年，最后儿子反倒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书法家言毕不胜唏嘘）。
    “六四”时，家中无电视，都是跑到朋友家去看报道。某日在极好的朋友家看，看到李鹏穿起灰色中山装在电视前宣布戒严令时杀气腾腾的模样，朋友不经意地评价了一句，他身边那从不发火，极有修养的老父突地勃然大怒：“你给老子闭嘴，你咯老子敢说这种话，你有几个脑袋，嗯？你有几个脑袋来砍？嗯？你个龟儿子闭起你的臭嘴巴！”此事对我震动极大，因为他儿说的话并不过分（原话已记不详），而我与他父亲是钓友，两家关系极好。可见，中国政治运动“过来人”的心里都有一道恐怖底线不可逾越。
    “六四”翌日，单位开会，每人对“六四”表态。我最看不惯共产党大事小事都来个“人人表态”，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人也杀了，场也清了，你共产党本来就不在理，凭着拳头硬，赢了，你厉害，你自己就沉默着算了吧，可还不肯罢休，还要来个高调“人人表态”。在会上，我忍无可忍与党支部书记直接论战，我从“四五运动”扯到“六四暴乱”，不断地提问，一步一步设起圈套让她钻，最后她自己的结论落在了：共产党总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她回过神来后连连说：“上当了！上当了！”当日午后，单位的卢姐十分紧张地跑去我家对我太太讲了事情经过，要我太太管住我，还说：“现在是啥子时候哟，还敢说这种话。”倒是我太太并不紧张，她知道我不是大胆狂徒，只是情绪发泄而已。（需要说明的是，该党支部书记不是恶人，是我朋友。我出国前请为数不多的朋友吃饭时她与夫亦到席）。

    一九九二年，我去外地考察，顺道去看望一位单身出狱文友。到达时已逾晚十点，我敲了他房门，他开门的情形让我大惊：他见了我后打了招呼，然后四下探望，把我让进屋了，依然站在门后，似在听外边动静。回凳落坐后依然局促不安，面无血色，老觉得我的身后跟了人，老觉得门外有人偷听，整个精神全垮了，说话也有气无力。望着他那仓白如纸的憔悴脸颊以及眼光里的恐惧，再想想他此前写的幽默作品，我的心禁不住打寒颤。许久之后又从朋友处得知，他大部分的工资都用在抓草药调理身体上了。
    一九九三年夏，我因私去深圳，找了公安的老朋友办特通证。这位朋友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你办特通证可能不行。”我说：“为啥？”他说：“（某科）有你的档案。”我心里一紧，但依然不动声色，我说：“我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凭啥某科有我的档案？”他说：“你平时说的啥话，自己明白嘛。但你还不算内控人员。”我明白了。旋即转身找另一位社会上“跳号”的朋友帮我办了特通证。我不抱怨这位公安朋友，他要在那个圈子混饭吃，这种麻烦自然会尽量避免，不然以后公安内部整风如何交待？
    “六四”许多年之后，我去一在企业界工作的朋友家吃饭，女主人（一位贤惠的，温文的，从不过问政治的单纯少妇）拿出一本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单行本，说：“看嘛，看嘛，这是我专门为童童保留的，我等他长大了给他看，看看参加政治的下场，坚决不要他搞政治，宁愿讨饭都不要搞政治。啥不搞秋后算账哟，假得很！不狠起算！我们是穷人，给他留不下财产，就给他留这个财产，一辈子都安全。”说完，将单行本像钞票一样地在摊开的巴掌上啪啪拍哒两下，走进内室。
    当然，还有比上述种种恐惧更厉害的，那叫中国式恐怖，是绝然不同的版本。已由或将由其经历者书写之。来到自由民主国家，回头梳理过去的日子，看看苏联的大清洗和克格勃的铁腕统治，再看看中国还在顽固地走从前苏联的老路，且越走越有一套新经验，越走越有一套新说词，越走越有过之而无不及，心里就为国家惋惜，为良心知识分子及弱势群体捏把汗。什么时候才能世界大同呢？
   
   （2008，2，23日，老乐捣于澳洲。文章所涉人名均作了伪处理）

此文于2008年02月23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