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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激进化和寡头化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去激进化和寡头化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许多专家学者都改革三十年的得失见仁见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既总结过去也展望未来。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愈发显得突出，如何处理并解决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笔者从历史经验论出发找出一些具有共性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由基本概念谈起：民粹和寡头
最近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非常多，朱学勤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时，认为在目前中国挑起民粹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是干扰它的正常进程”。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就更加直接明了。学者陈永苗就此撰文《诬蔑民权为民粹——少数政改派的投名状》，认为有人刻意将民权与民粹相混淆，打压民权之意昭然若揭。
以上几位学者都将“民粹主义”视为一个贬义词。什么是民粹主义？通常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选自互联网《百度百科》，这是被应用最广泛的民粹主义定义）。这不能算是一个定义，应该是一个对词语来源的解释说明。在某个词语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就成了一种学术理论，简单的说“极端平民化的社会行为”都可以视为民粹，民粹应该是以平民化的行为为作为政治资源根基基础的。19世纪才有“民粹主义”这个理论概念，但在这之前或之后的国内外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或是工人暴动，甚至游行示威都可以看成民粹行为，只是在极端性上有程度上的差异。
人们在批判民粹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概念。民粹可以简单的定义为“极端的平民化的社会行为”，社会是由平民和精英组成，那么精英或精英集团的极端社会化行为是什么呢？寡头或寡头主义。
二、激进社会和保守社会
笔者用化繁为简的方式将社会的意识形态粗略的划分为激进社会和保守社会，社会没有固定不变的，这里的激进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主导政治的走向，激进较为保守的成分更多一些，反之就是保守社会的基本概念。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时期社会激进，而在汉朝初年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和唐朝初年贞观年间主流政治是无为而治，这可以看成中国历史上的保守社会时期。在国外，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大多数时间都是走保守道路。与之对应的法国雅各宾派执政时期，苏联斯大林时期，激进色彩浓厚。在中国，1949—1978年肯定为激进时期，1978年改革到现在，尽管社会有许多挥之不去的激进成分，但还是以保守为主的社会，至少政策要比1978年之前保守许多。
以激进和保守的形式划分社会形态，有助于我们找出其中激进和保守社会各自的一些共性的社会特性，有利于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历史经验，有利于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能够多视角理性客观的观察理解问题。中国有一句俗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兴亡百姓皆苦，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天下平民百姓的生活状态，毕竟普通百姓还有过生活安逸的时候，百姓生活困苦或安逸是否有一定历史规律可循呢？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特别激进状态，百姓的生活会很苦，国家国力也终将会被大幅削弱。百姓所有生活比较安逸的时候，社会一定是处于保守社会状态。但是保守社会却不能给百姓带来永远幸福，往往是保守社会初期百姓的生活由困苦到安逸比较幸福，经过长短不同的一个时期之后，保守社会一样会带给百姓新的灾难。如果用逻辑术语总结就是：激进是国家衰弱百姓困苦的充分条件，国家兴旺百姓安康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保守。
激进确实有助于形式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后果就是权利独大，这也是激进社会的最大弊病。前面所提到的几个激进社会都曾经存在不同程度的民不聊生，而且激进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都不会太长，激进程度越极端寿命越短，最终都得转变，这是共同点。不同的是转变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靠外力转变有的是执政者集团内部适应需要自我转变，有时转变为保守状态，有时是激进保守混合状态，还有时是降低激进程度转变为相对缓和的激进社会。激进社会外力转变的传统方式就是一种，平民的极端化民粹运动，这里的民粹就是用更激进的方式推翻激进社会。民粹运动的结果或者是被原来的激进所镇压或者是成功推翻前激进社会实行比前激进社会更激进的策略，还有一种成功后彻底改变成保守社会状态。这几种方式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先例，不再举例。有一点是相同的，民粹运动在推翻激进社会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都得比前激进社会更激进，否则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这个过程都是血腥残忍的，社会物资资源和人力消耗巨大的，社会整体成本付出巨大。近代社会，推翻激进社会又有了新的方式——外力干涉，通常表现为外部相对较为强大的势力为了自身安全或其它利益的需要武装干涉推翻某一激进政权，典型的是越南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和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种方式方法现在还存在争议，最终效果还有待历史检验。我们更多的是在讨论中国问题，由于传统和国情的关系，现代中国很难存在以推翻其它国政权或是被外国势力彻底推翻政权的现实可能，这种情况不讨论也罢。
“越激进存在寿命越短”这是激进社会的历史宿命，那保守社会呢？通常，由社会激进转向保守的初期，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汉朝初年有文景之治、唐朝初年有贞观之治都是中国历史兴盛的顶峰。中国传统的保守社会都是当政者在吸收历史上的激进社会惨痛教训的基础上，适时推出的比较开明的执政方式。无为而治，法律的限制相对较少，政府的干预也比较少，平民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社会的开放程度相对较好，这些制度性保障都是民富国强的前提条件。有人会想，我们复制那样的社会不就是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了吗？但是，民富国强却总是有一定周期性，曾经强盛的汉和唐都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我们还是不难从保守社会的最终衰败中找到一些具有共性的规律。原因只有两点，或是两者居其一或是两者兼者有之，一是寡头势力通过政治或经济上的地位和权利差异对平民阶层的盘剥，日积月累社会矛盾就有总爆发的时候，产生新的民粹运动造成社会的动荡混乱；二是，社会精英们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争斗对社会的危害。保守社会初期通常国贫民弱精英和平民属于“均贫”状态，无为而治的结果是精英和平民共享盛世，但由于权利的关系精英们的利益要远远大于普通平民，精英们最终会组成利益集团，各集团为了对政治权柄和经济利益的掌控互相讨伐各自为战，这也是国家由统一重新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争斗的最后结果与激进社会民粹化运动没有什么区别，最苦的还是平民百姓。西汉的寡头是外戚（后来篡位的王莽就是外戚利益集团的代表）；东汉的寡头集团是外戚和宦官两个，黄巾起义后，两大集团两败俱亡，皇族、贵族、士族、官宦、草莽、行伍出身的不同势力形成地方军阀寡头势力相互争斗；唐朝走向衰败的寡头集团是地方军阀节度使们。
中国的保守社会走向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寡头集团为了各自利益没有底线，在西方的现代保守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也在于寡头集团，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有差别，对社会破坏的程度有所不同。现代英美为代表的保守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蔓延有直接关系，世界大战是为解决经济危机和争斗殖民地所采取的最野蛮方式。由于社会的两个重要阶层资方和劳工方由于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导致的权利不对等，资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劳工总是弱势一方，资方为了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资方利润巨大再投资能力增强，劳工方生活贫困，矛盾长期积累势必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是投资旺盛经济过热二是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经济危机因此而爆发。如果对比中国古代的保守社会和现代西方保守社会，资方类比精英集团、劳工类比平民，传统和现代保守社会的初期都是经济长足发展，两方同时受益，经过一段时间爆发社会危机，主要原因都在于寡头集团势力膨胀得不到有效扼制。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专制社会，平民几乎没有丝毫权利，而现代英美保守社会，社会倡导权利的平等，但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权利的实质不平等，对立双方的权利是有与无多与少的关系。最终表现形式，中国传统保守社会危机爆发冲击力巨大，社会消耗成本巨大；西方现代社会危机（即经济危机）只爆发于经济领域，对社会冲击力和社会成本消耗要相对小的多。
笔者据此总结社会危机原则：保守社会相对优于激进社会。抑制保守社会危机的爆发前提条件就是抑制寡头集团的势力无限膨胀。保守社会危机爆发的原则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主要标志是各阶层权利平衡的程度），平民阶层心理承受力会逐渐减弱，危机爆发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之减小。权利大小与自由度正相关，平民自由度与社会理性正相关，社会理性的增强有利于减弱社会危机的危害性。恐惧能够强化平民的承受能力，但将降低社会理性，能够延缓危机的爆发，但一旦爆发会因为社会理性的降低危害性大幅增加。
怎么解释上面那个结论呢？社会危机的爆发其实就是权利弱小（或是无权）平民阶层的承受能力的考验，社会危机的实质就是生活困苦到普遍无法承受的地步的爆发。在民众无权时代，民粹运动的爆发的诱因是直接，陈胜吴广起义暴动原因就是对生命即将被苛法剥夺的反抗，李自成的起义就是因为饥饿，只因为生命和吃饭最基本的要求不能不说平民之前的忍受能力很强了。而有权的平民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绝不会等到生命无法保全或是基本口粮无法保证才对强权者有所表示。但由于权利大小与自由程度正相关关系，自由度与社会理性也正相关，平民有权社会的社会危机冲击力将远远小于平民无权时代。平民的恐惧能够延缓危机爆发，但同时也将降低社会的理性程度，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延缓不代表将来不爆发，一旦爆发后果的危害性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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