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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黄翔——为一个时代立此存照
中国当代“地下文学”本质上是专制体制内潜在的“自由文化”，而文化的自由及其真正“崛起”或“浮升地面”以社会实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一个社会 兑现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公民诸多权利为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分析、评估所谓南方和北方“地下文学”中的个体或群体，应以人为界别和划分的所谓“南 北”双方同时都享有均等的机遇和公平的权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对追求和创造自由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若要作出全面的有精神深度的客观比较和公正结论，首先不 同个人或群体的精神成果应同样能够经由发表、出版和媒体宣传报导展示出各自的整体轮廓和面貌，以呈现整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精神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和 “兼容”，也就是体现出所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实质和真正实施。
事实上，文革前后及文革期间“地下文学”、“民主墙”时期浮出地面的形式和内容纷繁的众多民刊都属于自由文化。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有所谓“朦胧诗”被许 可“一花独放”、“一家孤鸣”，受到专制制度的恩宠而幸存，绝非后人所理解的仅为简单的从“文化艺术”的视角作出的取舍。其实，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当 时文革精神信仰全面崩溃，社会出现精神危机，主政者为此从“权术”上作出的“政治导向”、即对整个社会精神视线作一次“巧妙转移”的举措。其本质正是专制 者对有别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全面实施人为的整体上的“精神肢解”和“人文分裂”，以化解社会精神隐患、维护专制制度的稳定为其根本目的。
问题是，当时出现这种情况却与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手法极为相反。过去是受到“保护”的是“大多数”、被孤立和打击的是“一小撮”； 现在是“极少数”受到官方的认同、推举、保护和恩宠，“大多数”却从精神到肉体实施全面打压和灭绝。专制者找出各种理由掩盖事实真象、睁眼说瞎话、暴力加 谎言；依附体制的文人，以“评论”、“研究”等各种方式面对社会“广贴文告”，成了自觉和不自觉、直接和间接为“专制文化”剿灭“自由文化”进行开脱的辩 护士，以协同专制者转移全社会视向！这其中有何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可言？！有何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兼容”的博大人文胸襟可言？！
面对受到精神专横者“宠幸”、把玩于股掌的浮浅、小器之人文苦果，总有人挖空心思、捏着嗓门唱赞歌，阿谀奉存之姿眼花缭乱、之声不绝于耳。如果仅仅是持个人 立场议论，人们完全可以不在意；但如果整个社会、一代知识分子要么全都噤声，要么却成了狭隘趣味和思想视野、政治偏见和精神暴虐的合谋，对此，整整一个时 代不得不在意、一代人和后代人不得不在意，我们不能为当代和未来留下一部史实被歪曲的遍布谎言的历史！
当下，人们仍然置身在一个持续绵延“思想禁锢、资讯封锁、精神闭塞”的社会环境中，精神视野天然受到局限，人文意识人为受到制约，普遍难以跳出先验性的“体 制性思维”、更何谈折除一切意识形态人为框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以普世精神价值标准和内在自由精神去衡量和剖析一个时代的社会人文现象，人们在 认识上既存在本质性差异，也凸显出对同一事物认识的不同精神层次。大多数人往往回避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孤独的精神个体或群体及时代文化的悲剧性；也有意无意 地无视极权主义者在不同历史时期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专制的一贯性、延续性，在面临突发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精神、信仰危机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实 施“政治导向”的精神迷惑的事实。至使全社会面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生机勃勃的人文现象中若干现实和历史问题无从识别其中的真伪；学术界面对诸多 历史课题众说纷纭中少有独立言说、而难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学界的许多人无奈如此，海外为求“自由出入中国”研究汉学者中，也难免有人传染“有中国特 色”的“专制文化综合症”。
最近《中国艺术批评》网上发表柏桦的《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一文，引起一些人兴趣，一位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者就此文 向我提出对若干问题的关注、质疑和追问，本文从个人角度对相关提问一一予以回答，并以此为一个已逝时代立此存照，供同时代人作出客观比较，为后代人留下一 份历史参照，以使长期云封雾锁的历史本来面目显露真象。
你认为考察中国早期“自由文化”（“地下文学”）的“传奇”与“占位”的柏桦的文章有助于帮助海内外的人们准确把握和了解何为“诗性”和一个时代的特殊性吗？
柏桦所理解的“诗”，仅仅是停留在文学分类意义上的、纯属传统“文本”的诗，它在形式上纯属传统平面书写，与我个人的诗学理念和美学趣味无涉。将我列入其个 人的诗歌追求及其美学趣味框架衡量和评估未免南辕北辙。在书写形式上，它仅仅是依照千年惯例囿于平面文本书写，而不具有真正的超前意识，即“文本”之外的 现代意义的“立体写作”或“立体艺术”。这类诗在总体倾向上内容及外在表现形式都极单一、单薄、单调；其内在精神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并视此类内 在包含和相关的外在表现方式和手段为“越界”、“不当”。柏桦所言的“诗”，其人文丰富性极为有限、先天不足；除对外来形式模仿，看不见对自身民族传统文 化菁华的自觉承传和发展。
这类诗面对一个时代在精神上也远不具精神的“颠覆性”，能为极权体制和专制文化之大厦所容纳。因为它在专制夹缝中求存，不构成精神威慑，在长于心术和权术的专制者眼中本无足轻重、也不介意。
作个形象的比喻，任何一座建筑中可容纳几只主人“视而不见”的“小耗子”；看门人绝不容许“大野猫”类“登堂入室”。精神界也如此。更何况此类“终生在野” 者本属精神虎类，不适于也不安于皇城围墙之内、宫阙或“四合院”中栖息和安居，而来自荒山野岭，“精神形体”沐浴于飞暴与急流！
柏桦文中所指的诗为“朦胧诗”，出现在1978—1979“民主墙时代”，具体时间是“启蒙”之后的七八年十二月底。
这是一种“朦胧地面对极权主义”的诗。它显示的绝非有深度的精神开拓，而是一种适应人生和社会环境的“艺术”和生存技巧。如果说它有什么“场域”的话，极权 主义和专制制度本身就是孕育和产生“朦胧诗”的背景和场域。作为“自由文化”它本质上未抵达生命本来意义上或宪法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民 主墙遭到严酷镇压的年代，它的人文意义上的“自由资源”贫乏而枯竭，仅仅停留在与社会“互为交换”和“彼此利用”的浅层阶段和功利人生层次。
它的幸存，正在于它缺乏人文精神的颠覆力。它的“占位”在于人文精神含金量之微、之轻，也是专制者的恩宠。正如后来人王怡一眼看清，它本身正是专制的产物。 作为一种人文现象，相对于那个因“思想犯罪”而判刑的时代，“朦胧诗”最缺乏的恰恰是思想，也缺乏独立于专制体制的精神人格和特异的精神价值与品味，它寻 求的只是对专制体制的内在依附和外在附着。就精神探索本身来讲，它也同样缺乏恣肆汪洋的想象力，无从超越现实黑暗从而让人们从本质上把握时代和社会；反而 在“专制文化”决策者精心导演下，把一代人误导向精神生命的误区，整个社会在精神上有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不惊觉。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上，当前普遍浮躁的中国文坛，“朦胧诗”虽不是始作甬者、却是引发当代人文精神“浮躁”的一个小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参与和导致了一个民族文化悲剧的延续。
在一个精神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视野天然受到局限、美学趣味的起点只有腰鼓加秧歌的层次、人文意识整体上无从跳出“体制性思维”。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和人 文档次上，朦胧诗带来一片消解和掩盖专制精神血腥的雾色。整整一个时代除了朦而胧之的“诗”之雾、还是雾，全然没有其它的斑烂色彩。这是一个色调单一和精 神枯涩的时代，朦胧诗仰仗专制者鼻息“艺术地”游戏人生；专制文化也“艺术”地借助它游戏众生和耍弄思想、趣味都同样先天困惑与贫乏的一代人，由此填补了 “万寿无疆”之声沉寂后的“后毛泽东时代”充满危机感的社会的绝望与空虚。
后来者对一个已逝时代简直太想当然了，对这类问题妄下结论看似聪明、也不担风险。但从智慧角度看却几近“精神弱智”、令人吃惊；从长远和更大空间看，本质上 无异于空谈。但从柏桦个人而言，我以为他在一代人中还可以相对视为“鹤立鸡群”，若不在思想上受制于精神环境，客观上必尚可能有较高层次的造化。无可否 认，一代人有一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的“真实”。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讲，这种史诗般的“真实”岂可由几首由专制者钦定、由官方文人贬之为“朦胧诗”的“畸 形”精神现象全面取代？！
你认为你同食指及其后来者北岛之间有什么异同？
他们都出身于干部家庭，而我出身在所谓的“反动”官僚地主家庭。食指是“红卫兵”，而我是“狗崽子”。他们都未饱受阶级歧视，也从未受到迫害，作品也可以先 后发表和出版。而我长达终生作品都受到严厉封杀，以民间形式“出版”和“发表”也要受到法律追究、送进监狱。他们是可信赖和可着重培养的对象，所以在政治 选择上他们就更有“占位”的优势。而对于我而言，面对的却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的所谓“阶级政策”。我的“表现”当然不会如人家。但我 深信，一个充满阶级偏见的社会，不会真正以才能和成就（“所谓象征资本积累”）来选择和评价一个人的。大陆一边呼唤同台湾统一，却未曾有谁注意到历史和现 实中，类似象我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后裔，从未曾享有同别人一样公正平等的权利，至今还受到无形封锁和打压。精神不“越界”者，仅仅为追求受到体制内认 同、或与专制者互为和谐。而我之所谓“越界”也只是人文精神意识超前、追求“诗”中更大的精神包容。我一生言说和行为方式与人迥然相异，追求的是个体生命 的自由，却毫无权力的野心和欲望。社会对我这样的诗人长期有一种“政治性”曲意指认和精神误读，却无从洞见我身上体现的是“大政治”而非任何狭隘的党派意 识。对我而言，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和作家，他对社会的关注在于良知和良心，而非世俗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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