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阳明之学，把握良知之圆

   -----关于《大良知学纲要》二复陈复先生

   陈复君：

   大函颇为婆婆妈妈，不过所涉儒学特别是其中阳明学的几个问题，值得讨论，特借机深入阐说一下。

   一、牟宗三“哲人自扰”

   牟宗三主张“致”字兼含依天理而致良知、依物理而致知识之意，高见也。这是对“致”字正确的、符合“大学之道”的解释，与朱熹一脉相承（东海致大良知之致字，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字三意：除致良知、致知识，更含依时代与民情而致良制之意）。

   但牟宗三以为要发展民主和科学,必须将良知暂时陷落，也就是让“智”暂时从“仁”中脱离，以启发、成就纯粹的知性，从而开出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这又“哲人自扰”了。东海之道归本于儒是就最大根本和原则而言，具体到儒家各派的学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绝不苟同。我推崇熊、牟等人，但对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甚不以为然，曾在多篇枭文中提出批评。如《文化灾民任不寐----兼敬告少数基督徒》、《孔夫子与牟宗三之骂》中都指出：儒家礼学、外王之学本来就是关于制度建设、改良和创新的学说，大同之学与现代民主更是遥相呼应精神暗通。要开出民主政治，只需要重扬外王与大同之学，用不着坎陷良知。

   进一步言，在内在逻辑上，仁包含着智，良知也是完全可以涵摄科学民主精神的。要开出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良知不仅用不着坎陷，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大学之道和外王学拥抱科学民主。近在《心物一元理至真，儒家智慧海般深》中指出：在儒家，物质是物，社会也是“物”。“格致”重科学，针对物质世界，开物成务，但要接受“正诚”的引导；正心诚意属于内圣学，致力于道德修养，针对精神世界，但道德要从科学实践与社会实践去体现；“齐治平”属于外王学，重制度建设与创新，但建设创新任何制度都必须合乎时宜和民意，必须符合道德的原则。故科学、道德、制度是一体圆通的。

   至于牟宗三“把良知与格物（民主与科学）挂勾”，何以当时未能开出民主与科学来？原因很复杂，我以为主要是历史机缘问题，与他的理论上的缺陷也当不无关系。“良知坎陷说”不仅是“哲人自扰”、“多此一举”而已，道德良知不是说坎陷就可以坎陷的。真的坎陷，那可后患无穷，恢复又成问题。

   二、莫将致良知与“致知识”打成两截

   道德与智慧是不可割的一体两面。良知的良，是大良至善，知，是智慧，古时智知通用，故可以指超世俗超世界（出世）层面智慧，也可以包括社会、物质层面的知识。你不知儒学是下学上达的，不知儒家良知之圆融，不知“致良知”功夫与佛道两家的静坐修道不一样，更不是一句空话，才会问出：“人如何在致良知的同时兼去致知识呢”这样的话来，将致良知与致知识“打成了两截”。

   我在《“致良知”与“致良制”》一文中指出：儒者及知识分子应“通过致良知为致良制提供内在力量，通过致良制为致良知引进外部促进，以致良制作为良知的功夫践履，以致良知作为致良制的内力保证。”

   此言忽略物质世界的改造，即“致知识”，不完整，故在《大良知学纲要》进一步提出：儒者可以成为致良制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也可以成为专业知识分子或科学家及其各种“家”。不论政治活动、科学活动还是各种别的活动，都是在展示着生命自身的光辉，都属于大良知的妙用。

   你斥我未认真厘清牟宗三的论点、斥我“连关于良知如何在论理层面如何能包纳道德与科学都尚未提出”，未免阅读能力太低。关于牟宗三，你或许未读相关枭文，可以理解，但关于良知如何在论理层面如何能包纳道德与科学，在《大良知学纲要》中已经论之透彻，你前函针对此文进行批评，不能说未曾过目吧？

   三、阳明偏于心的一面

   我批评阳明“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正是因为阳明对“心物一元”认识不足，不知格物之功除了在身心上做，更应该、也可以在社会上、物质上做。你以为我持“心物一元”论与批评阳明“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相矛盾，是因为你不懂“心物一元”之理。这里就不做扫盲工作了，有兴趣不妨参阅枭文《心物一元理至真，儒家智慧海般深》。

   你说“如果阳明先生是悟道者，他不可能不是站在心物一元的逻辑”，未必呀未必。悟有高低，所悟之道有圆偏，不是绝对一致的。佛道两家偏于“心”的一面，两家中多数派别以为心可离物而独存，已滑向唯心论。故他们大多重心而轻物，执体而遗用，一味“形而上”与“形而内”，轻视甚至厌弃外在物质和实存的世界。阳明所悟，亦偏于心的一面，心物未能圆至也。

   谢谢指出阳明先生所言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而非“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是我误记了。此字非“关键语”，两语含意有差，但也不多，谈不上“厚诬阳明先生”。王阳明原话是“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显然，阳明“格物”不是格心外之物，而是格其心，格其意，认为格物功夫必须向内寻求。

   结合王阳明其它话语：“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不论视为偏颇也好，视为特点也好，阳明学“漠视格物”，可谓定论。学界冠阳明学以“主观唯心主义”帽子，尽管相当“乱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阳明学重心轻物的特征。

   你说阳明“其本意在于探本穷原，掌本而知末，而不是逐末而忘本”，又是混扯。逐末而忘本固然不对，但逐末不一定要忘本，就象启发、成就“智”不一定要脱离“仁”一样。而且对作为“末”的物质世界的探究，往往有助于“探本穷原”，深入对生命本来面目的从识。“探本穷原掌本而知末”固然好，但仅仅掌本未必知末，脱离了“致知识”的努力，不利于“探本穷原”致良知，即：不知末则不利于掌本。例如，格竹子方法错了，就格不出竹子的知识来，如果“只在身心上做”功夫，对于格竹，更是徒劳。这些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阳明“其内圣未曾取消外王”，当然。没有任何儒家学派曾取消外王活动，也取消不了。但汉以后的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以后，儒家外王学郁而不张，是不争的事实。阳明学属于内圣范畴，不是外王学，也缺乏对“致良制”、“格知识”的重视，这更是不争的事实。阳明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是间接的，是在道德、精神上提供了变革的动力而非直接的制度开发。阳明学对孙中山、蒋中正等人的影响也是如此。

   良知与良知学不是一回事，外王学说与儒者个人实际投身于政治的外王活动也不是一回事，这是当然的。从事政治性质的活动不等于研究开发外王学说，就象道德本身与关于道德的学说不是一回事一样。道理我在《宁可对不起同道，不敢对不起吾道！》讲得很清楚，怎么会是我“预设出来的概念的游戏与整人的陷阱”？另外，说我否定阳明学，胡扯。指出良知学之偏，化偏入圆，变小为大，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发展，怎么成了否定呢？你对枭文的种种乱解，真叫我说什么好呢，唉。

   四、良知的“庇荫福报”。

   你说“如果您在言说层相信有本体，请问您有真实领受本体的眷顾，并让您的家人相信有本体，而给自己与家人都带来本体庇荫的福报吗？”云云，这是十足的门外论道啊。形上本体本不是言说层面的问题。如果喻“本体”为路为月，最好的言说也只是最好的照路之灯、指月之指。灯毕竟不是路，指毕竟不是月。盲人摸象，怎么摸，也难摸全的。老子说得好：

   “如果道可以拿来献人，人们会争着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人们都会告诉自己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传给子女。然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道就绝不会来到他的心中。”不论这段话是否真的老子对孔子所说，这段话本身不愧为得道之言。

   本体在天为道，在人为性，为良知。我当然“真实领受本体的眷顾”了，我的、无忧无畏无惑、内在雄厚的力量都是“本体的眷顾”。你说我“能量甚大”，我一介布衣，何来甚大能量？这不也是受到“本体的眷顾”的证据之一吗？呵呵。当然这种“眷顾”与一般宗教徒及小市民理解的不一样，与你理解的肯定也不一样。

   其实我知道，你说我“能量甚大”，客套话耳，戓者仅得知一点“表象”，并非真知我能量之所在、有多大。所以，“转枭成圣”之言不过文字缘影而已。孔子叫孔老二、丧家犬也好，叫圣人、大宗师也好，都不影响孔子的“实质”。尧舜为帝王也好为山野之民也好，都是尧舜。明白吗？历史上很多人物，未成功时为人轻视，大成就之后又被视为运气和偶然，不知其中有“必然”在焉。

   证得“本体”当然“福报”极大，但这种“福报”不能用世俗标准去衡量。如孔子，本体“报”在他身上之福德智慧可谓大矣，但他栖栖皇皇周游列国而不遇，一生不得志，在世人眼里，还不如那些帝王将相有福气呢。

   “道上之人”的家人如何、家庭幸福与否、后代有无出息等等，更无一定之规。士志于道，以身殉道，本人当然乐在其中，但不一定能“让自己与家人感觉到更深的幸福滋味”。历代不少大儒包括良知学宗师王阳明，家庭都不幸福。不过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的家庭生活还是相当和谐的。借你的话说，我自己与家人也都颇受道的“庇荫的福报”。

   最后顺告，早已改名东海老人，但东海一枭这个网名跟我多年，仍然照用。大函笫一大段对我东海一枭这个网名的批评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些联想和判断，颇为无聊，恕不回答了，呵呵。东海老人匆此2008-2-12

   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附：心学网主席陈复先生对枭文《宁可对不起同道，不敢对不起吾道！》的回复

   余樟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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