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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对不起同道，不敢对不起吾道！
宁可对不起同道，不敢对不起吾道！
-----《大良知学纲要》答客难之一：复陈复先生
枭文《大良知学纲要》发表后，台湾心学网主席陈复公开发函质疑，兹就所提及的几个问题公开答述于下，并借机进一步对“大良知学”进行阐析。
一、格心格物，理一分殊
关于内圣与外王、格心与格物，是否“同一件事情”，应从“理一分殊”两个层面考虑。
理一分殊，是儒佛共有的“理论”，更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如朱熹所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故从理一的层面说内圣与外王“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王阳明将格物解作格心，没错，岂但内圣与外王而已？“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但是，从分殊的层面，内圣是内圣，外王是外王，格心是格心，格物是格物，含混不得，不能用“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话打马虎眼。你不也说“本末有别”吗？这个“别”处，差之毫厘，错之千里呀，可不能“而已”了之。
本质包容现象，但本质不能代替现象；格物包括格心，但格心不能代替格物；内圣统摄外王，但不能以内圣完全取代甚至取消外王。明白吗？
强调本质面当然不一定“就使得现象面被其漠视”，但一门学说如果对本质面不能作全面透彻地阐述，就一定会使得现象面被漠视。事实证明，阳明先生的良知学“就使得现象面被其漠视”了。
阳明的良知当然“不是站在格物的对立面”，且古今中外各家学说都不至于绝对地“站在格物的对立面”的。佛教够“目中无物”的了，仍不乏格物的内容。我指出的是，良知学作为规范政治道德、引导社会发展的一门学说，未能将格心与格物统一在一起，有失圆恰。你也承认良知学没有“兼容并包到科学”嘛。
另外，良知与良知学不是一回事，外王学说与儒者个人“实际投身于政治”的外王活动也不是一回事，不可混。
二、严重的思想近视症
良知学与科学虽不同却相通。如果良知学能具备“格致”精神就可以更好地促进科技发展（还有，具备“良制精神”可以指导制度建设与时俱进）。这不是越俎代庖，而是“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的体现，也是心物一元的本体逻辑所规定的。
良知作为一个议题，可以等到“当科学研究影响到社会伦理的时候才被提出来讨论。”但良知学可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议题，“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不必等到科学研究已影响到社会伦理的时候才需要。你患了严重的思想近视和思维混乱！
而今历史条件、社会机缘早已成熟，儒学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具体制度上开出或纳入民主、发展科学技术，已是顺理成章。
阳明良知学之所以出偏，有其历史与环境的局限，也与其错误理解大学之道中的“格致”二字有关，还与王阳明未能把握心物一元之理有关。我在《心物一元理至真，儒家智慧海般深》曾指出：
从易经归纳出来的心物一元论最为圆正。格物致知，面向物质世界，充满科学精神；正心诚意，解决心灵问题，提升道德修养。格物致知针对物质世界，正心诚意针对心灵世界，齐家治国平天下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心物一元，乃天地间至高真理，一有所偏，遗患无穷。遗憾的是，古今中外，所有学说都偏离了这一真谛，就是儒家内部也常出偏。如宋明理学（心学也属理学范畴）或偏于“形上本体”（天理），或偏于“形内本性”（良知），都是偏重于心的一面了。
三、理论“限制”实际
汉朝以后，儒家外王学一直郁而不张，宋明理学越走越偏，宋朝以后，儒学单调化、世界虚拟化与生命枯燥化，制度建设与科技发展的逐步落后，当然与程朱阳明之学有关。
朱熹个人对“格致”理解正确，但他毕竟是理学家而非科学家，且程朱理学在根本上出了偏，过于轻物内敛，正如你所说，“科学的性质着重于可反复验证性，这本不是理学的主张。”所以，理学对后世的科技发展的影响整体上是负面的。
儒学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社会、政治、物质、科技各方面出了问题，当然与儒学的“理论建设”出了问题有关。儒学在历史上未能开出民主乃历史局限性所致，这是我为儒家辨护时一再强调的。但要注意，这不是说制度建设与“儒学理论本身的限制”没有关系。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一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当于民族、国家的性格，决定着文明的发展方向、社会的进步速度和国家的基本命运。所以，“儒学理论本身的限制”当然会“限制”科技、物质、政治等实际。
良制有各种历史形式，民主可以说是今天的良制。汉朝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就是当时的良制。重视制度建设的儒家《春秋》外王学一直与内圣学的发展不成比例，也是历史事实。我批评汉朝以后儒家对制度建设及科学精神重视不够，对外王学重视不够，并非苛求古代儒家提出民主“这种具体的政治理论”，不要混谈。
“格竹的问题”虽是阳明年轻未悟道时所为，我并未将它“等同于这就是他的良知主张”，但不能说“这本与其良知学说毫无关系”。因为阳明说过“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而这结论是因“格竹的问题”得出的。
显然，良知学的出偏，与这一结论的错误不无关系。如果阳明通过正确的方法“格”通了竹子，得出的结论是：格物之功不仅能在身心上做，而且能在外物上做，能在社会上做，那么，良知学想出偏也出不了。
四、以道自任、当仁不让
学儒固当谦虚（执其两端而空空如也），但不应虚谦。真正认证了生命本来面目者，不仅不虚谦，而且常常不吝于“赞叹自己”。那不仅是一种与谦德相辅相成的强烈的自信自尊自我肯定，而且是以道自任、当仁不让的表现（所谓“赞叹自己”，也是借君“吉言”，姑妄用之，并不准确）。
且不说《春秋》经中体现出来的代王立法、代天立教的“素王”精神何其强烈，论语你应该熟读了，看看“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等言论，“赞叹自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很显然，孔子是以得“圣人之道”者自许的，当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里有儒家的真精神在。阳明及其后学也从不吝于“赞叹自己”。王阳明是连孔子的帐也不买的，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之劲气，传到了王艮和泰州学派那里，又进一步变本加厉。
与孔子及心学家相比，释尊更是不吝于“赞叹自己”，你如看过佛经，当有所体会。岂仅孔释？历代大儒高僧，中外得道先哲，大都是不吝于“赞叹自己”的。这不仅是自信、自尊、以道自任的表现，更因为证道者知道，他赞叹的不是自己，而是道的伟大、人的伟大。
因为，任何人的光荣都是人类全体的光荣，戓者说，每一个人的美，就是全体人类的美，就是宇宙本体之德。我有小诗《一体》附此一赏：
我欣赏你们/其实是欣赏自己/你们每个人身上/内蓄着我的芬芳。
我赞叹自己/其实是赞叹你们/你们是我的种子/我是你们的花开。
------《一体》
这种“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仁境，不明自心、不识本性者不容易明白更体会不到，这里就不多说了。当然上面这样表达仍极肤浅，不究竟。所谓“赞叹自己”者,即非“赞叹自己”,是名“赞叹自己”。其中深意，留待东海之道大乘学中再详说。
你对谦德有误解。谦虚是一种美德，但在儒家诸多“道德集群”中，“级别”并不高，要受仁义礼智信五常道的制约。很有人却将谦德的“道德级别”和适用范围无限拔高扩大，让它凌驾于五常道之上，用谦德衡量一切言行，实乃大谬不然。其实，“道上之人”该谦虚就谦虚，该骄傲就骄傲，既不谦虚也不骄傲，说到底无所谓谦虚戓骄傲。仁义至高，中庸至上。
不认生命真面目，不识自家主公翁，谦虚也好骄傲也好，赞叹自己也好贬低自己也好，都是不着调的。如不知“道”又不知尊道，既使在其它方面表现得最谦虚，“道眼”看去，依然妄人糊涂蛋而已，纵非乡愿，也是蠢儒，纵然有德，也很有限。那些未明“明德”、未致良知、不知仁不知义徒有虚名或虚有其表的伪君子，那些别有用心的学棍神棍政客恶客，最擅长一边假惺惺伪兮兮地装谦虚，用谦虚的言辞，把贡高我慢精心包装起来！
五、寻求真正的共鸣
大良知学说是知识论与方法论，更是本体论生命观，当然可以“运用到道德、政治与科学这三层面”去。至于如何实际运用，有待于社会的发展和机缘的成熟，有待于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
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吧，“纲要”发表还不到二十个小时，就要求“道德、政治与科学这三层面”的实际运用，性急至此，毋乃太早计, 毋乃见卵而求司夜,见弹而求鴞炙乎？你“看不出实际”、看不出“实质的意义”，只能说是你的眼力、智力问题，有待扫盲呀。
东海之道及大良知学“能获得他人的共鸣”当然越多越好，但那是为“行道”计，为社会计，所以必须是真正的共鸣。必须是发自内心，真正悟得了东海之道的共鸣，才值得重视。我所注重的是“道”之兴衰而非个人的荣辱，或者说所注重的是中华民族的荣辱、天下后世的荣辱而非眼前一时一地的得失。
对我个人，举世拥护也好，举世非毁也好，都是无所谓的。如果出于种各种目的包括出于友情，就是把我捧上天去，把东海之道捧上天去，飞絮浮云而已，一点意思也没有，一点意义也没有。
象你这样的水平和境界，虽然比当今海内外一些所谓的专家高些，不至于象他们那样只会误人子弟、误导文化、断儒家之慧命，但恕我直言，你仍未上道，离我尚远，如果夸我，一般也只能乱赞苟誉一番，无足轻重，不值得理睬。之所以公开答复你，指桑训槐，也是对你的直言表示某种尊重。
我“费如此大的精神书写”，无奈无奈耳。“能举一隅而得三隅反”者，古今中外多乎哉不多也。不说别人，就看你这个堂堂心学家，对枭文“反”出了什么名堂！说实在的，我从不敢奢望今生今世真正领悟中华文化之道并达到我的“证量”者会超过十人。孔子弟子三千，只一个颜子真入了门；释尊人天之师，拈花别传教外之旨，只一个迦叶微笑妙悟。老枭焉敢奢望！
君子之德风，真有那样的十个人与我站在一起，所掀起的风，足以扫六合荡千秋，抵得过千百万知识分子的能量之和了。就象现在，如果我在大陆有机会自由发言、自由讲学、自由讲理论道，所有党用文奴及西瓜文人集中起来不够我一口吞的。虽千百万人上来，我一样如入无人之地！如果十枭齐鸣、十日并起，那将会怎样的壮观！
奈何时不我与。而且看来，十人之望也属奢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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