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三
   杨爱程
   
   父亲不在家，母亲又不懂农事。她习惯于读书，教书的生活，体质也耐不住繁重的体力劳动。那真是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居然以超人般的毅力坚持下来，用她自己的心血养育了我们。没有主与她同行，加添给她力量，要渡过这样的难关是很难想象的事。
   

   父亲多年在外，没在家乡留下任何财产。我们借住在亲戚家原来用于存放草料的小棚屋里，下雨天屋里经常漏水。没有耕牛，也没有农具，是二伯父借给我家一头小毛驴，又找了几把锄头，铁锹之类的原始工具。母亲就靠着这些「生产资料」从头学习古老的农耕技术，艰苦地撑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那时候，十四岁的大哥和十二岁的大姐虽然已有能力帮一点工，但母亲坚决反对二伯父要他们停学的意见，宁愿自己多受点累也不让他们失学。大哥和大姐放学回来就下地帮母亲干活，他们也常常为了应付农忙季节而请假。尽管这样，他们在学校里都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想起来真是奇怪，靠着如此单薄的劳动力，一家人的生活并不馈乏。我后来才明白，正是母亲的信心，是她时刻不停的祷告给了她巨大的精神支持，帮助她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试炼。如果把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放在同样的境况之下，恐怕很难坚持下来。我曾经想象着把自己放到母亲当时所处的环境之中，每次都因恐惧而颤抖，确信如果没有主的看顾，我自己也许会走上自杀的绝路。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批斗大会上挨斗。可能是秋天还是冬天，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回来讲述的事：连续十几个晚上，她都是站在群众面前挨斗。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干部为批斗会曾定下了调子：你为什么要信洋人的宗教，是不是当过「美帝国主义」的间谍？你丈夫当「叛匪」时你也跟着，你是不是也当过「叛匪」？「老实交代！」（这是批斗会上最常用的一句话。）
   
   于是，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当时，山里的「庄稼人」还没有学会「揭发批判」的真正涵义，所以大都不做声。干部们祇能依靠他们预先培养的「积极份子」。有一个满脸麻子曾吸过大烟土的女人开始「揭发」了，她说某年某月某日她在某个地方亲眼看见一个「麻脸」男人把一支「短枪」交给了我母亲。多么出色的想象力！那个子乌虚有的男人竟然和她一样是个「麻子」，而且会愚蠢到会当着另一个「麻子」的面把「短枪」交给一个基督徒，一个祇知用善意对待他人的柔弱妇女。
   
   我母亲向家人述说这些事时，一直带着一种玩笑般的语气，不但不恨那个诬陷她的女人，反而为她的无知和语汇的贫乏而怜悯她。我哥哥听见那些话后非常生气，他嚷嚷着说要去问问清楚，为什么她要那样胡说八道。母亲却劝他说：「那样无知无识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应该可怜她，求主开启她的心灵，以免受来世的苦难。再说，那也是工作队的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而叫她说的，并不是她真想害我。」
   
   然而，那个女人的心灵依然充满了邪恶，她不但把我母亲所「接受」过的武器增加到了三支：一支「长枪」，二支「短枪」，而且伙同另外几个「积极份子」打我母亲的耳光，向她身上脸上吐唾沫。工作队干部们有时也会假意劝说「好啦，不要打了」，但是他们却从来不阻止「积极份子」们用极为恶劣的言语辱骂她和对着她吐唾沫。
   
   其实，那些干部们完全清楚我们的母亲过去是干什么的，也明白她不可能跟枪支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要把闹剧演下去，直到上级的命令下来叫他们停止时，他们才可以结束这场恶作剧。我母亲有时回来以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她的主哭诉一番，求祂给她加添力量。祷告过后，她的心情又会像往常一样轻松、快乐，常常拿工作队员和「积极份子」的滑稽表现说笑打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