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二
   杨爱程
   
   我父亲靠着从他大哥那儿学的那点中医知识，到了藏区便靠着行医生活。但由于不懂藏语，日子过得很不顺利，生活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当时，我母亲已经成了基督教会中最诚心的信徒，时常离家，到各地去传福音。父亲的笔记中写到她「尽心为主工作，虽住茅屋陋室，亦无忧无虑」。四个孩子常常见不到母亲的面，跟着父亲学习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技能。他们很快学会了藏语，适应了藏族人粗犷的生活习惯，学着藏人的样子，像穿藏袍那样裸露着一条胳膊穿上大人的衣服，和藏族孩子一起在深山密林中游玩。我哥哥常帮耕地的藏民牵牛，以换取酥油炒面，即「糌粑」。
   

   到了一九五二年，新政府对基督教的逼迫更加严厉了，母亲出去传道时经常受到监视，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因而祇得回到父亲流亡的藏区。父亲行医，母亲缝纫，加上在该地经商的二舅接济和藏族友人的照顾，生活似乎还能过得去。如果不是我父亲与一宗国民党残部发起的「叛乱」案有牵连，生活也许就这样维持下去了。
   
   自从国民党撤离大陆以后，在西南西北的偏僻山区，仍然有一些国军残部，利用深山密林作隐蔽，和解放军周旋。当时，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的地区，有一些国民党旧部通过电台和台湾当局取得了联系，便开始四处搜罗原国民党政府职员，图谋起事，以配合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行动。我父亲的老同事中有几位得到了所谓的「任命」，说一等他们的人马组织起来，台湾方面就会把给养装备运来。他们鼓励我父亲参加，并给了他一个「办公室主任」的空头衔。我母亲竭力反对，请求他忘记过去，不要留恋世界，应该一心一意为主而活。但是，他那时已经身不由己了。
   
   不久，风声传了出去，解放军便随后开进了这个地区。而台湾方面不但没有什么给养装备运来，甚至连音讯都通不上了。这批手无寸铁的「党国忠良」，被迫四散躲藏，在大山里转来转去，最后一个一个地被捕被关，作了解放军的俘虏。
   
   我父亲看到藏区已不是可以藏身的地方，就趁着夜色悄悄回到老家，在亲戚朋友家里东躲西藏。父亲走后，母亲和孩子们无依无靠，祇好动身返乡。而我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降生人世的。父亲在他的笔记中说到，我的出生「真是生不逢时，命乖运蹇，无以复加」。因为，我恰好出生在解放军进山「剿匪」，父亲他们已经「如鸟兽散」，藏区人心惶惶，一家人正准备逃离那个地区的紧急时刻，无形中又给劫难中的母亲增加了累赘。
   
   回到家乡，我们暂时寄住在外祖父家里。母亲托人四处打听我父亲的下落，告诉他现在已经别无出路了，唯有自首一条路可走，叫他把一切交给主，不要惧怕。得到了父亲的消息以后，我母亲赶紧去见他，并陪着他去公安局交待自己犯下的「大罪」。
   
   一九五三年夏天，一家人回到父亲的老家－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一九五四年，村里分给我家三亩地，权作口粮田。父亲虽然主动自首，交待了他在藏区的「反革命活动」，但还是不能避免「秋后算帐」。他于这年八月被捕后，被判刑五年，先后在兰州、酒泉、玉门等地做苦工。我二舅也因为接济照顾了我们一家人，而以「卧藏叛匪」的罪名被捕，判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