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过年了。每逢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常常回想起童年时代在故乡过年的情景，邻居中那位长髯飘拂，年纪不老却满头白发的老郭先生也就时时地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

   　　他生得剑眉星眼，身材修长，再加上无论阴晴雨雪，每天清晨总能看到他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打拳舞刀的身影，因此他像武侠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一样吸引了我和大院里许多孩子们目光。

   　　老郭先生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好友。他是豫北人，说一口带有浓重河南腔的国语，是位世家子弟，据说祖上还和当地的袁项城家族有些渊源。他教的是中文，热爱的是京剧，最拿手的是仿效北方京剧名武生厉慧良《长板坡》里的一招，在飞快地原地俯仰旋转舞动中把麻杆做成的玩具扎枪高高抛在空中，然后不动声色地把右手放在后背。那滴溜溜飞旋的扎枪在围观的大人孩子们的一片喝彩声中，总是正好落入他的右手中。

   　　紧接着，他又把那一根银枪舞得虎虎生风，水泼不进，好似一条银蛇上下翻飞，齐胸的美髯更是随之左右摆动，看得我们个个眼花缭乱。猛然间，他戛然而止，右手把银枪往地上一撑，左手拂须，面不改色又字正腔圆地地昂头大声念起，“俺赵云，舍死忘生，也要杀入重围，寻找幼主——————”

   　　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的是，他那一副圆框的老式眼镜在这样的飞速旋转中为啥一直没从鼻梁上掉下来，而且在他的脑袋后边我始终也没有发现一根绑眼镜的细绳子。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这件事，可他总是狡猾地眯起眼睛，顾左右而言他。我和别的孩子们始终相信，他还有许多别的秘密，而且从来不曾告诉过任何人。

   　　古城天空中一片爆竹声中，明星似的老郭先生在我们这一帮大小孩子们的簇拥之下，和父亲他们几个票友戏迷们一边聊天一边穿过大操场朝大礼堂走去。远远地望过去，挂满积雪的松林深处，一排排高大的拱形窗子里透出了明亮的灯光，隐隐传过来一阵阵悠扬的胡琴和锣鼓声。一年一度的春节全校师生联欢晚会就要开始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新春京剧晚会上，父亲扮演的《西厢记》里潇洒俊美的张生刚一出台来亮相，坐在最前排妈妈怀里的小弟就大声嚷嚷道，“爸爸，爸爸！”惹得大礼堂里一片哄笑声。父亲一走神，厚厚的粉靴踩到了自己的长衫边上，一个趔趄几乎绊倒在台上，四下里的笑声更响了。最后还是坐在旁边的老郭先生一把把小弟抱了过去，装个鬼脸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才让父亲把忘掉了一大半的台词又想了起来……

   　　昨天又是除夕夜。横扫北美东岸的大风雪让窗外变成了一个厚厚的银白世界。全家人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围坐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又一次和孩子们讲起了老郭先生和父亲过年同台演戏的一幕幕往事。早已看厌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八岁的小儿子吵嚷着非要我把爷爷和老郭先生请来表演一番“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不可。听到这话，不知怎的，两行清泪早已悄悄地在我的心中潸然流下。可爱可敬可亲的父亲，和老郭先生一样，都是永远来不了了。

   　　也许，这就是人生？往事，不管是泪是笑，都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的。

   　　　　　　　　　　　　　　　　　（二）

   　　那一年春节晚会之后不久，就到了五七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像入了曹营的徐庶，每天各式各样的大会小会上就是一言不发。任凭党委书记系主任积极分子们如何亲切地百般动员他和别的同事们敞开胸怀给党提意见向党交心，他依然如故。可是，冲动豪爽，平素里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最看不惯不平事的老郭先生早就按捺不住了。阴谋也好，阳某也好，他全都不顾了。全校大会上第一次公开发言他就拍案而起，直指武工队出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委书记是外行领导内行，学校的教学事务应该交给教授委员会来管理。这样天真的人的下场就不必说了。反右风暴骤然刮起，和全国几十万无辜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从此堕入了十八层地狱，饱受各种凌辱之后又被发配到了风沙蔽日的大西北劳改。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八年。

   　　我至今难忘的是学校里的几十名师生右派分子被用绳子牵在一起，集体送往屠场的那一幅“雨中押解图”。那天一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整整一天没停，天空中不时滚过的沉闷的炸雷声更让大礼堂里里外外的人群情绪激动，“打倒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的震天口号声在风雨交加中一阵高过一阵。全校师生们奉命在大礼堂门外站成了两排人墙，队伍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横穿整个校园，中间特地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我就钻在队伍尽头靠近校门处大人们的大腿缝隙中，等待大礼堂里的宣判大会结束。

   　　终于，风雨中慢慢地走过来了那一长串一律灰黑衣衫的罪人们。雨水早已湿透了每一个右派分子的衣衫，他们几乎都低着头，默默地承受着两旁人们的叫骂，推搡和踢打。走近了我才发现他们都带着手铐，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竭力地想在昨日的学生，同事和同学们面前用衣袖遮盖住那一付隐隐地闪现出金属寒光的东西。我踮起脚尖远远地望去，只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是例外。

   　　我不用仔细看就知道那是老郭先生。他光着双脚，就那样在雨水中间吧嗒吧嗒地走了过来。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昂着头，目不斜视，任凭小溪似的雨水顺着白发和面颊朝下流淌。

   　　等走近了我才发现他的漂亮的长髯早已被人剪得七零八落，左边的那个圆圆的眼镜片也破裂了。一身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笔挺整齐的灰色的中山装如今皱巴巴的，右胸前的口袋还被撕开了一个长长的大口子。快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不知怎地他竟会注意到了躲在大人们身后小小的我。看到了他的目光，我全身的神经陡地起了一阵颤栗。更令我吃惊地是，他居然微微俯下了身子，挤挤左眼，对我做了一个熟悉的鬼脸。除了我，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脸上转瞬即逝的复杂表情。可是他那种慷慨赴死的神态，从此深深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至今刻骨铭心。

   　　原来，人还是可以有尊严的。

   　　　　　　　　　　　　　　　　　（三）

   　　我不知道老郭先生是如何挺过八年古拉格群岛的非人生活的。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说，全校二十八名发配到边塞充军的右派教授和学生中，除了冻死，饿死，累死，病死，失踪和被虐待而死的人之外，最后能勉强活着回来的只有包括老郭先生在内的五个人。

   　　六五年过年之前他终于又回到了学校里和父亲见了面。老郭先生如今瘦得皮包骨头，走起路来弯着腰，身子单薄得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刮倒。他的茂密的白发稀疏了，胡子早已变成了乱蓬蓬的野草。一张曾是那样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四方脸如今细长细长的，额头上的皱纹沟壑纵横，那里面不知道记录了多少苦难。没有改变的，只有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正是这一双深邃处似乎总有两朵小小的火花在燃烧的双眼，才让我又认出了他就是当年那样风流倜傥的老郭先生。我站在母亲身后，默默地看着他和父亲两个人相拥对泣，好半天竟无一语。最后老郭先生才红着眼睛对父亲说，“我能够活下来，全靠的是这不肯认命服输的一口气啊！”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又压低了声音说，从到了大西北戈壁深处，那风沙滚滚的可怕的劳改营的第一天起，他就对天发誓，不但自己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和毛泽东比一比，看谁活得更长久，能看到历史改写的那一天……

   　　听见这话，父亲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感慨地说，“不管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只要孩子们能够看到就行了。”

   　　当时我早已懂得人世的艰辛，忍不住追问老郭先生是如何活下来的。他还是同过去那样狡猾地笑了笑，说他每天偷偷在腹内练气功努力健身。在地里干活时，只要看守不在附近，他一定像过去在学校里舞扎枪一样挥舞起铁锨锄头，再暗暗地在心里唱一大段“长板坡”或者“苏武牧羊”给自己鼓劲打气。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可怕的经历，”老郭先生小心地走到窗前，朝外面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又走回到父亲的面前说，“我们这些人八年来的经历和遭遇，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创作加工，只要认认真真地如实把它们记录下来，就一定会是惊天动地的大作品！”

   　　看到母亲有些担心的样子，他赶紧补充道，“我当然不是说现在就写……想想看，我周围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教授，学者，编辑，青年学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眼间就消失了。有的人死了甚至连条破席都没有。和我一样像牲口般勉强苟活下来的人们，又个个被饥饿，苦役，风沙和世界上最无人性的看守们折磨得面目全非，这都是中国难得的人才啊！又是我们这个民族多大的损失！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对！所有的一切都写出来……因为不写出来，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难友们……”

   　　父亲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道，“对，你一定要写出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为什么中国人就写不出来这样的大作品？我相信你能，肯定能，我们都等着你把它写出来！”

   　　我缠着老郭先生非要问问他在劳改营里更多的经历。他先是苦笑着一再摇头，被我追问得急了，才卷起衬衣，把前胸后背坦露给我们看。我鼓足勇气瞄了一眼，只见那里从前到后，由上至下，全是暗红色的早已结了一层厚疤的伤痕。奇怪的是，那些伤痕看上去既不像鞭痕，又不像硬伤，似乎仍存有无数指甲抓破的痕迹。见到我们不解的神色，他慢慢地说，

   　　“那戈壁滩里的蚊子比苍蝇还大，又多得可怕。每到黄昏，就一团一团地嗡嗡叫着出来觅食，当地人称之为“小咬”。不管是人是马还是骆驼，遇见它们比碰上狼群还要可怕。有一次我因为和劳改队里新来的一个队长顶撞了两句，就被剥去上衣绑到了猪圈旁的木桩上活活地喂‘小咬’……”

   　　妈妈的眼泪早已流了下来。父亲的面色苍白，仍然不停地大口喝酒。老郭先生慢慢地穿上衬衣，再一次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夜空似乎在和我们说话，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样的伤痕留在了我的胸脯和脊背上，更刻在了我的心里……我等着，等着，总有那一天……”

   　　带着几分酒意，父亲突然猛地一拳几乎把桌子砸烂，“这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啊！？”

   　　我和妈妈都吓了一大跳，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这样发过火。老郭先生连忙转过身来，拍拍父亲的肩膀，除了摇头叹息，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可怜的是，壮心不已的老郭先生和父亲他们等来的却是更加非人的时代。仅仅一年多之后，文革的大劫难就开始了。这一次，别说是作为摘帽右派待罪之身的老郭先生，就连一向小心谨慎的父亲也不能幸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