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还是不说 （1）说，还是不说 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盲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已经很模糊。最近出版的《思忆义丛——记忆中 的反右运动》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的最全面、最真实的呈现。文丛分三卷：《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这三个意味深 长的意象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想起含冤的窦娥、想起逐日的夸父、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文丛汇集了大大小小的右 派们的文字，而不加任何评点和阐释——呈现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对事实客观的呈现体现了人类成熟的历史理性精神，呈现事实能 够使后人深思：悲剧是何以诞生的？ 右派们的悲剧就在于对“说，还是不说”的判断。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说”，结果为“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数十年的牢 狱之灾，或者是妻离子散，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例如，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著名学者张奚若 在5月15日的会议上指出执政党存在的四点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策四，迷信将来。本来，这 是正常的提意见，都是一些平实之论，没有料到却招致毛泽东强烈而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 级之急，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让对方说 话。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说话的、在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们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们的批评可能有所 偏差，他们的衰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他们绝对没有颠覆政权的意思。然而，对他们的惩罚却是按照对待颠覆政权的人的标准来实施 的。这是国家的悲剧，这也是时代的悲剧。 “说”的自由，即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让人说话的制度，是最糟糕的制度。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 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古语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公民都拥有了毫不顾忌的大声说话的自 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层保障。行为主义者声称，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因此，谁控制了人们公开说话，谁就能够控制人们的思维 方式。言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在涉及自由问题时，特别强调“在国家内和在国外旅行的自由，言论、宗教及良心自由”。在我国已经加入以上两个联合国 重要公约的今天，重读当年右派们封尘已久的文字，让人感到了历史的吊诡——因为超前说出了真理，却成为最大的罪行；对自由的 捍卫，却使自己丧失了起码的白由。反右运动中，最早提出肃反问题和胡风问题的北大学生刘奇第，在给另一一位学生右派谭天荣的 信中这样写到：“我是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这难道不是裴多菲精神遥远的回声 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右派分子们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思想财富。屉{ 《思忆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钱理群教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而且几乎参与 到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之中。好几次别的学术活动，他都匆匆来去，说是要赶回家与邓九平先生面谈这套书的编辑事宜。钱理群先生 十分珍视这笔“不可抹煞的思想遗产”，而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珍惜这笔思想遗产，也就意味着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权 利。 （2）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在《思忆文丛》之《六月雪》卷中，收入了戴煌的一篇文章《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葛佩琦的命运是右派分子一代人 命运的缩影。从他一个人的命运里，我看到了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葛佩琦在1949年以前是功勋卓著的地下党员，建国后到人民大学教授物理。在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中，他天真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 评意见。他指出，今天的共产党与49年以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作用。“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取得统 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搞得好，可以；搞得 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在一个拥有言论自 由的社会里，说这样激烈的话是不用担心有什么后果的，真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在一个没有健全 的民主制度的社会里，说这样刺耳的话，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1957年12月的黑夜，葛佩琦被敲门声惊醒，带枪上门的警察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罪名是“反革命”。在狱中，他受到了白黑连夜的非 人道的审讯。一年多的时间，分两个阶段来审讯，前一阶段的审讯多达36次，后一阶段则多达30次。1959年6月29日，他被判处无期 徒刑。在北京看守所的五年里，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腿脚麻 木的后遗症。文革开始后，葛佩琦被装进闷罐火车送往山西。1968年，他患上了青光眼，而狱方不肯对他进行治疗，后来让不懂眼科 的医生动手术，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1974年秋，经过多次力争，他被送到第二附属医院。手术期间，狱方不给他眼科消炎针、消炎 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紊，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水。1976年被释放 时，葛佩琦的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一个睁眼瞎。奔波一年，他才第一次解决了户口和每月：28斤粮票、18元的生活费，与1977 年3月8日搬迸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96号大杂院。十多年以前妻子就已经跟他离了婚，孩子们也离他而去，他孤单单地一个人在一间 八平方米的破旧小屋里。 那一代人中，有干千万万人的命运与葛佩琦相似，有许多人的命运比他还要悲惨。仅仅因为要“表达”，他们丧失了青春、爱情、家 庭、尊严和生命。用“悲剧”来解释轻若鸿毛。戴煌的文章有这么几个小标题：“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苍天可 鉴：他成了‘党的敌人’！！”、“苍天可鉴：他被抓进‘党的监狱’！！！”、“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从 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的感叹号，生动地呈现了建国以来“专政”的残酷性。而戴煌对历史的反思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他的心目中供 着一个所谓的“苍天”，他希望苍天站出来为民作主。实际上，从古到今，苍天都是不存在的。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没有救 世主”。 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制度的建设和观念的树立。没有一整套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即使苍天忠实地为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国刚刚 加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 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 何其他媒介。”制度、法律和公约比苍白的“苍天”要可靠得多。 而更加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树立。美国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在《权利时代》一书中指出：“人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至高无上的 美德，是邪恶尊敬的唯一美德。这就意味着，当今的政府不能无所顾忌地宣扬它们的一贯主张。它的意义还在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 都一直在准备着接受人权规范，承认违反人权是不正常的。”每个人的权利需要每个人去认识、去体验、去捍卫。当观念形态的东西 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难道还需要苍天吗？观念树立起来之后，还应当进一步内化到我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泛化到我们的 日常生活之中。只有这样，葛佩琦的悲惨命运和那一代人的悲惨命运才可能永远成为历史。 （3）若为自由故 林昭，一个不屈的英魂，一个被淡忘的名字，一个中国女性，一个配得上鲁迅先生所说的拥有“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的中国 女性。林昭与刘和珍一样，她们的生和她们的死，“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 证’”。在《思忆文丛》的《荆棘路》卷里，收录了林昭的大学同学刘发清先生所写的文章《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林昭是 当年北大的才女，刘发清回忆说：“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林昭常常在北大学生会 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义和颇有才气的诗歌。她义思敏捷、知识广博、善于思考，却被那些嫉妒她的庸人们说成是“骄 傲自大”、“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像林昭这样有独立见解的学生，自然最先被加冕为“右派分子’。刚 刚被戴上帽子时，林昭曾经自杀，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不久，林昭开始了超越个人命运的深层思考——“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 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又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 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1960年林昭因病回到上海，与朋友一起编印刊 物《星火》，她发表了《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等文章。没有想到，她自己承担了一个现代普罗米修斯的使命，为散布火种而受难， 为捍卫自由而受难。 1960年10月，林昭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人狱。在狱中，面对残酷的迫害，她从不低头“认罪”，坚持用写血书、记日记等形 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她毫不畏惧地揭露专制者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 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残酷地杀害了。一位美丽的女性被屠杀了，一颗思想的头颅停止了思想。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 代表找到林昭年迈的母亲，宣告她的女儿已经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这 真是使人毛骨惊然的天下奇闻。残暴到达了残暴的顶峰、黑暗到达了最黑暗的夜半。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可耻的、最卑劣的一页。暴 力对非暴力者露出了它狰狞得不能再狰狞的牙齿。 有多少像林昭一样高贵的生命被屠杀？有多少像林昭一样智慧的大脑被抹去？为什么这个民族总是消灭自己最优秀的分子？因为这些 高贵的生命和这些智慧的大脑在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求索。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世界上最宝贵的不是崇拜和臣服，不是愚昧和麻木，更 不是以无知为荣、以不思考为乐。这些高贵的生命和智慧的头脑一旦开始思考，统治者就同时开始发抖。两者是不共戴天的、有你无 我的，思想者与统治者是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两极。民众拥有了自由，专制就成了肥皂泡。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写下腊炙人 口的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群高贵的生命和智慧的头脑一旦认定了目标，就决不妥协、 决不回头，宁可付出一切代价。正如《老子》中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时，他们就迫近了真理。 林昭的妹妹谈到最后一次探监见到姐姐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身穿一件淡色 上衣，用黑布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并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 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的，这是另一种反抗……”一位思想力度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的女性，却不得不用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 表达她的反抗，在这一历史的吊诡之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悲剧啊！这个貌似现代的社会，依然停留在遥远的古代。林昭找不到真正 的现代法律资源来保护自己——尽管这是一个颁布了《宪法》的国家。思想是没有罪名的。而当思想被冠以重罪时，法律就成了闹剧 和丑剧，专制者消灭不了思想，就致力于消灭思想者的肉体。这是专制的极限。从短暂的特定时期来看，专制者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但是，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专制者的这一行径是极其愚蠢的——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受火刑的人，而是施加火刑的人。 林昭身殉真理的时候才35岁，她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的人生是残缺的，她的精神却是伟大的，她可以跟苏 格拉底、布鲁诺、甘地、秋瑾、刘和珍、闻一多、遇罗克……这些璀璨的星辰一起，闪烁在同一片辉煌的天幕之上。 自由是人类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放弃了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也就把自己 降低到奴隶的境地。无数的人无奈地选择了做奴隶，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了做“人”，并承担迎面而来的无穷无尽的打击。林昭 是那个时代纯洁而自由的灵魂之一，还有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纯洁而自由的灵魂被虐杀、被湮灭。在厚厚的三卷本的《思忆文丛》中， 这样高贵的灵魂还有很多很多，而没有收进书里的、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的高贵的灵魂还有更多更多……让我们在那些为自由而献身 的高贵而伟大的灵魂前面长久地默哀吧！

    （摘自《说，还是不说》P280，作者余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