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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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嘶;文弱女子性刚烈——忆林昭

   文弱女子性刚烈

    ——忆林昭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我真正了解了一位我曾经十分熟悉却又未曾真正了解的人,她是我在燕园中的一位学友,一个年轻的南国女性。

    1980年12月,我在北京为我们的刊物组稿。11日的上午,我同翻译家江枫到府右街光明胡同去看望刘绍堂。来到那个小四合院,绍棠却不在家。他爱人曾彩美告诉我们:“绍棠参加他的同学的追悼会去了。”我们忙问:“参加谁的追悼会?”绍棠在北大的同学当然也便是我们的同学。曾彩美说:“林昭。”

    “林昭?”我和江枫相顾愕然,异口同声地问:“在哪儿开?”

    “在中国新闻社。”

    我和江枫同时说:“我们也去吧!”随后就问:“几点钟开。”

    “说是上午10点钟。”

    看了看表,已超过10点钟了,我们只好作罢。

    为了探知林昭的死情,当日傍晚,我们又去了绍棠家。

    这回绍棠在家里。他告诉我们,因为上午人到的不齐,追悼会下午才开的。我和江枫都感到追悔,如果上午赶了去,也便能赶得上开会了。

    绍棠说:“开会时人到的不少,老系主任杨晦和罗更两位先生也去了。张元勋专家从山东曲阜赶来,他是最为了解林昭死情的人。

    绍棠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会上听到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1957年秋,林昭在北大中文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因病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工作(那时,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已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回上海养病,与友人编印内部刊物《星火》,在上面发表诗作《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并将自己对社会时政的一些看法写成书面文字投寄有关领导人,因而涉嫌替彭德怀翻案。1960年10月,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上海的监狱里。“文革”期间,她在狱中激烈地反对“四人帮”的现代造神运动,便由有期待刑改判为死刑,于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死时,她年仅35岁,头发已全然白了。死后两天,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通知林昭年迈的母亲,宣告她已被执行。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这便是当时我所听到的关于林昭之死的一些情况,这当然只是一鳞半爪了。以后,我才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她的另一些事情。

    林昭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文艺界和新闻界,许多人虽然并不认识她,却都说她是一位才女,也是一位烈女,是一个张志新式的刚烈之士。

    林照之死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自然想起许多学生时代的旧事,我与她虽不同班,也不同年级,却是极相熟的,我们之间有许多交往和谈话,而我一直把她看成是一个有才华却又很柔弱的女子。

    林昭是1954年暑假后来到北大的,那时我已升入了二年级。她在中文系学新闻专业,她入学后不久,我们就认识了,算是很能说得来的诗友。

    她是从常州日报社考入北大的,因而我一直把她当作常州人,其实她是上海人。听说,她升学考试的成绩是极高的,是江苏的“文科状元”。她的衣着打扮完全是那个时代上海姑娘的平常样子,虽不豪华,却一看便知是上海人。青年式的发型,脑后的头发边沿贴着后颈卷窝进去,中式褂子的高领遮住了脖颈。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和憔悴,似乎是不太健壮的样子。脸上有几点细微雀斑,嘴唇略微翘起。她谈不上俊俏,却有着江南女性的柔媚与秀气。她常常微笑着,也常常沉默着。她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是个性格内向的人,看见她,我就想起少年时代就知道的那个“小家碧玉”的词,仿佛她就是那样的女子。同学们是凭了印象去认识她的,都呼她为“林姑娘”,这当然是把她看成是林黛玉式的柔弱女性了。

    她写诗,写得很多,在校内的《北大诗刊》、校刊和校外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有时也署名“小昭”。她很快便成为活跃于燕园中的那个以写诗为主的学生创作集体中令人瞩目的一员,因而我们也渐渐相熟起来。她常常拿了新写的诗稿找我来看,并且希望能够听到具体的修改意见。一次,她对我说:“你是个很诚实的人,我是把你当兄长看待的。希望你不要客气。”那时,我似乎已看出了她的寂寞,看到了她在那个集体中落落寡合的孤独处境。

    1956年暑假,她去旅、大市旅行,回来后写了组诗《旅大行》,其中有一首《坦克》,发表在《红楼》创刊号上。我至今仍保存着这首诗的剪报:

   

    坦克

    (“旅大行”之一)

    一辆披甲的坦克巍然兀立,

    在军事博士馆门前广场中,

    炮口威严地向着前方直指,

    九颗红星记录了它的战功。

   

    传说它曾走过漫长的道路,

    从柏林胜利进军到远东,

    它碾碎了九辆法西斯坦克,

    它的名字是军团的光荣。

   

    当年是它首先冲入旅大,

    把自由的欢乐带给群众。

    人民要求让它留在这里,

    纪念那苏军——解放的英雄。

   

    它身边常有人徘徊不去,

    传说也越来越增加内容。

    人们满怀着深情与感激,

    爱它——和它的千万个弟兄。

    一九五六年八月旅大

   

    在五十年代中期,这是一首很有激情、形式也较完美的诗,今日读起来,依然有着艺术的魅力。

    林昭在燕园里算是个有些名气的学生,她有点灵气,但又很沉静,似乎不喜欢露峥嵘、显山露水,看来也是个很安分的人,平日埋首于做学问,用心读书、写作。我一点也不了解她的过去,也不知道她内心有什么隐忧,虽然彼此相熟,却又没有问过那些情况,这似乎是那个时代学友的准则。不过,我总是感到她是个郁郁寡欢的女性,真有些像是寄居在贾府中的林妹妹那样。

   

    1957年春天,《红楼》编辑部组织一些写诗的朋友去完成组诗《五四之歌》的创作,我们共同参观了沙滩的北大红楼旧址和民主广场,瞻仰了那里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室和李大钊纪念室。这些活动,林昭和我都参加了,也都写了诗,发表在四月出版的《红楼》文学期刊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林昭对我说:“你快要毕业了,以后不知分配到哪里去工作,你给我写几句话吧!”她递过来一个硬皮笔记本,让我写。我把笔记本拿回宿舍,在上面写下了如下的话:“我不喜欢自己诗的风格,我喜欢的是李白、苏东坡和裴多菲。如果三年内我仍然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风格,我将终生不再写诗,也请朋友们忘掉我。”写好后,我将笔记本交给了她。她看完,笑了笑,便拿走了。

   

    不久,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霎时间,宁静的燕园被热躁、喧闹、狂暴的气氛所笼罩,彬彬有礼换成了诅咒怒骂,琅琅读书声换成了吵吵嚷嚷,平和的笑脸换成了怒发冲冠,同窗好友竟成了阶级仇敌。这时,大餐厅的灰墙上贴出了“揭发”林昭的大字报,《红楼》反右斗争特刊也以《幕,拉开了》为题,发表了“揭发”林昭的文章,林昭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再看见林昭,只听到人们说,她曾经自杀而未遂(这也是从大字报中得知)。9月,我毕业离开了学校,她以后的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她,我心中一直存在着疑虑:从揭发她的大字报和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怀叵测、与社会主义为敌的危险分子,而我亲身接触到的却是个落落寡合、忧郁感伤的柔弱女子。那么,她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真还是伪呢?这个问题使我困惑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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