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背后 /自由魂

　　林昭在1968年 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5 月 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 5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也自杀。林昭被平反后，在北大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无声胜有声。　　　　我们依然不愿面对　　　　我周围的朋友因为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分成态度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以历史、正义、良知的名义，对这位年轻导演辞职之后化了 4年时间摄制而成的作品极力推崇、赞叹不已，认为它以影像的形式，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和残酷，记载了林昭这位伟大女性的心路历程，这对于保存这段历史的记忆、尤其是当下年轻人了解这段尘封的过去，有着不可多得的意义。朋友们之间口口相传，互相转看，很快在一个不俗的人群中，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不止一个人流下泪水，更有因此彻夜难以成眠的。

　　另一派是多年来从事推广民间影像、扶植民间纪录片的朋友。他们主要是从纪录片的形式出发，认为目前看到的这个东西，在形式上很像八十年代电视台制作的“文艺片”，带有当年“伤痕文学”的许多痕迹，抒情的成分比较多，比如影片中几次出现的满天大雪以及一块白纱巾在蓝天中飘舞，时不时有些音乐声响起，好像是为观众准备好了应该引起的情感反应，缺少纪录片所要求的仅仅以材料说话的那种客观、冷峻。按照这个逻辑，对于当年迫害林昭的那些人，也要在镜头中露面，让对立的双方都有表达自已意见的空间。

　　实际上，来自纪录片工作者的这些尖锐的意见，被导演胡杰认真地听了进去。现在我们所见到的2004年这个90分钟的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众人的意见，大雪、纱巾和音乐的出现大为减少，而且增加了这样的说明——在林昭生前最后五百天内和她接触的人，没有一人愿意接受采访！这不仅是在回答那天纪录片工作者提出的问题，而且给影片增添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表明某种严酷性仍在延续；人们仍然不愿意去面对从前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大量的事实被掩埋，许多东西包括我们所呼唤的良知仍然处于厚厚的帷幕之后！英雄就是英雄　　　　出于对于某种历史的“矫枉过正”，近些年来人们几乎很少拥有“英雄”这样一种看法，不再准备一份接受“英雄”的心情，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英雄也是人”。这种观点潜藏着一个平均主义的危险是：将所有的人都放在同一个框架之内，而否认了人们当中有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言词的确与众不同，他们的行为举止是非凡的、罕见的，他们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那种百般残酷的条件下，显示了他们过人的意志、毅力、洞见，经受住了可怕的考验，做到了常人不曾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由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在他们非同寻常的经历中，展现了这个人纯洁高尚的品质和极度的勇气、精力，显得不同凡响。这样的人们在茫茫人群中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在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以数得出来的女英雄有秋瑾、张志新、李九莲、陆兰秀，林昭是她们并肩的姐妹。

　　 1957年的辩论会上，回答黑暗中不具名的发问：“你是谁？”林昭响铮铮地说：“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也不敢报报你的家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来自对于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信念。在那场风暴过后，大多数人检讨认错，巴望尽早解脱，林昭却坚持不认为自已有错，“一意孤行”到底。不肯接受“教训”，继而她的两首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迄今没有找到原文）给她带来了牢狱之灾，很快父亲因为爱女被捕愤而自杀。

　　 1962年，当专政机关想抓捕长诗所发表的刊物“星火”民刊的同仁张春元，同意林昭保外就医，林昭却死活不愿这样不明不白地进出，结果是妈妈许宪民请了大力气的人把她抱出来；后来被判20年徒刑，在狱中受尽酷刑，经常被两副镣铐同时捆绑，连续数日没有片刻的松弛休息，连来例假的日子也都不放过，但她却从来不低头、不改口。林昭当年北大的右派同学张元勋在自已坐完牢之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时，但见女英雄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称得上是“气焰嚣张”了。

　　用剌破手指得来的鲜血，林昭在狱中写下诗文，继续陈述自已的立场，用“极权主义”、“中世纪”指称当时的社会，锋芒犀利、不屈不挠！她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血衣题跋”：“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鸣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天？！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那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看见她的人有说：她眼睛里的目光真够吓人的！

　　 1968年 4月28日，林昭被害于上海。

一个民族的精神叙事　　　　对于记录片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记录的对象，林昭这样的英雄及其业绩太值得记载和加以传唱了！胡杰花 4年的时间，走了数万公里的路程，访遍了与林昭有关的主要人物，爱她的人和她所爱的人，以及那些最早开始传颂英雄故事的人们和亲密的故人，终于将被遗忘的林昭鲜活地带回到人们当中来，让这个精神上的冤魂、孤魂重新回到亲人们的怀抱；表彰她的业绩，使她成为民族精神、道德上不可忽缺的资源。如果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之上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那是一种世俗语言甚至无法与之对话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就要在女英雄林昭和有关林昭的这部影片面前，有所克制，学习用心灵来感受、承受。

　　作为民间传唱当然有它在艺术上的幼稚不足，就像许多民间史诗在艺术上并无创新、更多地是吸收了已有的手法一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今电视台的“文艺片”已经流入民间，成为一般老百姓熟悉的叙事模式。的确，绝大多数作品如果不在艺术上有所突破便完全没有价值，而胡杰的这部影片却不需要突出体现所谓艺术上的东西：其手法上的幼稚陈旧，与林昭这位女英雄所承受的民族精神叙事，与胡杰本人在民间的游走活动——听人传唱之后自已再加工编唱，正好是十分相宜的。它甚至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不是胡杰这个人在其精神上的产物，而是包括了女英雄林昭本人在内的“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