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革者思想探源 /自立博客

我們的看法簡單說來就是，中國問題，几千年的歷史穩定性，穩定系統問題（控制論把這种系統稱為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 system”，見金觀濤），農民起義之所以循環往復，不見長進，無法突圍封建專制而只能做到改朝換代問題，其關鍵是，我們祖輩沒有發現新思潮，新體制，新人民——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找到類似“一聲炮響”以外，帶來了什么，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常識問題。早在古羅馬時期的民主派哲學家西賽羅就說過，凡是不能繼承偉大事務的事務，沒有偉大之處（見『法律篇』）。

中國人尋找政治體制突破，以造就偉大事務的努力，五千年來，只是到了今天，才有了一點眉目。這個進展，首先是摒棄了毛式革命，并且在摒棄這個革命的全部思想基礎上，尋找一种普世价值。再是，這個普世价值的尋找，也許甚至排除了民主的暴力（盧梭式）和科學的异化（官僚科技化體系）之觀念——這個為五‧四運動所不知的思維提示——而是找到了自由主義，民主憲政和權利制衡。

至于這個新改革，新革命，如何進行，人們還在討論。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任何回到其他人民起義和人民革命中去的努力，都是一种复辟和倒退——因為這個努力，只是在實際上企圖規避自由主義的時代選擇，從而不具備任何歷史和現實意義。

換言之，評介歷史上任何非自由主義選擇，應該匡定，其大致上只能產生荒誕和負面意義。對于文革的批判之核心，正好在此。文革中有沒有反抗，有沒有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這是個退而居其次的問題。我們說過，人民革命，甚至農民起義，不也是反抗嗎！而且是大大的反抗——但是，這個反抗，是一种對于反抗的反抗，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式反抗——馬克思就欣賞這個原地踏步——他說，羅德島就在這里，就在這里跳舞吧（大意），云云——而我們，正好要批判這個丑陋和天真的反抗。這個反抗，与其說是作用于老百姓，不如說是作用于老百姓抬出新皇帝的惡劣行徑——難道歷史不是這樣寫就的嗎？百姓打倒蔣介石，劉少奇，難道不是這樣被党炮制出來的嗎！

誰要是親信了這個謊言，就顯示他不懂得反抗本身，其實，是為了下一撥主子上台開辟道路。這是一切時代反抗者，成為反抗之反面的歷史悲劇和歷史鬧劇的實質。

我們的意思是，討論人民文革者鼓吹的“反党”和“撕裂”，其最終的意義是，在回避人民今天選擇的前提下，重蹈歷史上人民起義抑或類似農民起義的思維盲點，而不适當地夸大那种小規模存在的革命和起義之意義，達到回到“凡是反抗就是正确”——這樣一個老式思考道路上去，從而重復不應該重復的，在歷史上反復上演，而不見任何實質改觀和真正進步的，那种起義和反抗。這個“反抗就是正确”論，其實非常淺薄，非常有害。

阿倫特曾經對于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做過恰當無比的批判。那時，是人們起勁遵循麥卡錫主義的年代。阿倫特把他們喚作反對共產主義的“原共產主義者”。她說，他們以共產主義的方式來批判共產主義，“如果我們自身也是龍，那么，兩條龍中間哪一條龍最終會生存下來這一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延伸這個判斷，就是，人民文革者，就是這樣一批反對文革的原文革主義者。他們和党的斗爭，也許也是“兩條龍之間”的斗爭，而這個斗爭，其實，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此其一。

二，因為，凡是不提供自由主義前途的革命和起義，其結果無一例外，是重復歷史上毫無意義的革命循環論，只是起到改朝換代和供奉新主子，壓迫新奴隸的革命。這樣的反抗和撕裂，甚至不如改革和漸進主義——如費邊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所提倡的那些觀念。而人民者，既不考慮邊沁和穆勒，也不考慮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思想反饋和思維習慣——這本來就是文革后遺症患者的一個思維特點。這個思維特征，究竟是一個偶然，還是他們的确在思維上留下了空白，且要一生保持，抱殘守缺呢？

從歷史的嚴酷性而言，1966年的造反，和1968年的清隊——出現了革命和反革命交替使用的毛主義戲謔——歷史上最為短暫的反抗和服從的實例，就出現于茲，在這三年不到的時間里，毛重復了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農民起義的失敗，胜利，胜利，失敗的鬧劇。毛很欣賞農民起義，他說，“秦皇漢武”，“還看今朝”。這個循環的實例說明，反抗的庸俗和尷尬。

1949年前后的易幟，同樣說明了反抗——革命的虛妄和有害。反對壓迫剝削之舉是不是正确——這是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今天，由于几個時代的思潮侵襲和思想爭論，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他昔日的絕對正确性。孫中山早就指出，美國福特公司的做法，就是對于剩余价值學說的最為實際的批判（見孫中山“民生主義”）。我們的意思是，即便退一步講，文革時期人民文革者大獲全胜，請問，他們當時獲取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資源究竟如何！如果沒有這個思想資源，他們在中國要實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政治貨色！是巴黎公社，還是人民公社呢！他們究竟要造就何种獨特的政治體制和思想體系呢？人們可以設想，他們的胜利，慶典和宣言，是一种何等樣子的新事務呢？這些推論簡直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們暫且回避文革造反派，在進入官方革委會以后的墮落和穢行，實際上，這些“邊緣人”什么政治、思想資本都不具備，只是毛式走卒和棋子。

我們看到，關于革命是解放還是建政，也是西方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對于建設過共和和民主的西方社會而言，如果這個問題照樣存在，那么，對于中國人，這個問題就是開天辟地的新事物。這個新事物是未來時。整個新事物，沒有出現在文革之中。其中可以解釋的地方有二。一是，正如同樣是阿倫特說過，通過革命來實現社會問題是不可能實現的。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所以墮落為恐怖政治，就是因為強行通過革命來解決社會問題而造成的。（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复權》）

我們對于阿倫特關于革命是政治建构而非社會解放，則需進一步梳理。但是，她提供的，關乎于革命不是解放——不是毛式打倒——而是要建設政治結构也就是美國式的憲政建設，當然可以理解。我們的推論是，人民文革者沒有拿出任何政治建設的方案，以符合革命和建設的一統論——也就是說，人民者，沒有任何政治建設的資源可以提供。他們無法提供他們不同于毛式、革命式或者社會主義式的任何理論和預言。他們是要起義的，以后呢？“迎闖王，不納糧”嗎！再接下來是，即便是社會解放，在文革里，當然也是子虛烏有的夢想。一致通過、兩報一刊、樣板戲、毛語錄……我們也許不需要再來描繪這個“社會解放”了吧！

三是，人民文革者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下鼓吹過自由主義，這是一個大問題。他們的思想資源，除去被歪曲的巴黎公社之外，上不見他們援引其他任何思想資源，下不見他們對此加以補充的，任何毛以外主義——他們只是說，我，反党了——如此而已——但是，你的反党，其實是用党資源反党，党不但不會全反對，其有大智商者，說不定還會暗自竊喜，說，看，一個反党者，是我們思維隊伍里的人——一般而言，人們說，那些造反派又要來了，也就是說，他們的反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魔鬼一樣的暴力傾向——而這個傾向，是党文化真髓所在——“運動了”——人們喊道！。

我們准備分析的，他們的思想資源，其實都是毛玩弄政治、革命游戲玩剩下的一些垃圾——如巴黎公社、大民主、社會主義法制、四一四思潮（所謂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本來就是他們打了天下，坐了天下——其他都是奢談——他們顛來倒去的打天下，坐天下，其實只是根据他們解釋而言，不可能根据任何民間解釋；還有不上台面的太子党思維，聯動思維，中學生幼稚的四三派思維（筆者就是四三派，知道其反叛的全部虛假）……此外，人民文革者尚有何“新思維”，至少，筆者完全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如此貧瘠的思想基地上，旗幟所到之處，還有什么是值得人們效法的偉大造反精神呢！

1970年代出現的閱讀潮中，無論是哈耶克，還是沙夫和伽羅締的思維，沒有出現在任何造反派的思維之中——林昭式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說，也末見于李一哲和楊小凱的思維——這個現實告訴人們，文革中人民文革者的思維，大大落后于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獨立思考者的思維境界。而到了今天，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人民者們，在其文章和宣言中，如何界定普世价值和文革价值的區別和本質。他們除去運用義憤填膺的大起義、大革命一類鼓噪，不見他們占有任何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以證實和解釋人民文革，解釋人民和毛。

其實，我們講過，人民一詞能指和所指的內涵，已經被党完全強奸了。奸后怨婦情結的大爆炸，無以改變該概念的歷史過時性質。

“人民”這個詞——是毛以及其他獨裁寡頭的代名詞，像是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和金日成等等。人民和社會主義等等詞解，已經在百科全書里變得很負面——至少相對普世价值和政治常識而言如此。至少西方人士、自由世界人士，把“人民”這個詞匯，看成是列宁主義的一個象征——雖然，筆者以為他們一多半愿意采納公民或者市民這個說法的——在其政治學里如此。我建議人民文革者還是另找理論資源。

四，有人說，你反對人民！看看人民不是在選擇克林頓或者老、小布什嗎！

難道還有比如此無知，更加無知的無知嗎？

人民在自由體制內部的含義和在“人民中國”的含義，難道可以如此危險類比，荒唐對照，且一視同“認”嗎？……毛的人民和美國人民，難道有任何享受權益方面的共同之處嗎！你，有一張選票揣在口袋里嗎？

五，是不是筆者反對“人民”呢？如何定義集權制度之下的人民意識和人民本質呢？這個問題我們寫過文章。這里再行補充之。

關于極權主義制度下之人民概念，許多讀物里都再三論述。他牽涉到我們如何定義此种制度里的人民大眾之真實狀態，包涵思想和意志，夢幻和現實狀態。按照極權主義研究學者的說法，思想的國有化，是源于經濟制度的國有化——這個論斷，已經成為共識（見哈耶克）。反之，人民之思想的非國有化，反倒是思考文革時期，國人思維之不現實的一种判斷。這個判斷得出一個結論，人民起義是不國有化的——其實，我們說過，起義和服從，只是思想一致性的硬幣之兩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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