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纳粹 刘自立 文革和纳粹有何异同——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题目。纳粹被战胜六十年，文革四十年，人们如何评介，众说不一。为纳粹辩护者，在正常西方社会里是极少数人，是极端派和边缘人；而鼓呼文革者，今天，在中国却是大有人在。最近，拥毛,成为一种热潮。北京甚至开张“红色经典”饭馆，大厅高悬：毛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巨幅横幅，且人潮汹汹，生意极热。

   海外呢，则是鼓吹给造反派翻案，“反对妖魔化造反派”，要进行“二次文革”，“人民文革”。衮衮诸公，从拥毛开始，挺林彪，为陈伯达鸣不平，为中央文革说项；且聂元梓，蒯大富一类造反者，也是振振有辞，为自己和文革正名或者，更有周泉缨等，说文革是“证伪”，毛是“试错”，且是伟大试错者（对此，我们会有另文以解）；而宋彬彬一类红卫兵更是毫无悔意，他们借助一个电影来为自身洗脱，甚至把文革否定，党文化，为刘邓和体制辩护。有人把这一切称其为“文革无罪人”！

   如此一来，文革和纳粹两个反思，呈现了完全不同，甚至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局面，一个是否定，一个几乎是要发难和翻案。

   在这样一种时刻，反思和正确把握纳粹和文革之关系，就来得必要和无可避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判断是，文革和纳粹，同属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屠杀人类和绝灭人类良知的残暴罪行。如果对于这一点有所怀疑，就会为东西方历史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灾难的轮转和所谓“下一次”！——这个下一次，出于其神秘的幽灵和鬼怪之性质，是不是真会绕过人类理性再度出现，好像的确无定解。如果他真的到来，无疑会使人类再次遭受巨大灾祸。这个可能性对于中国人尤其显得严重！因为，上述迹象已经说明，文革幽灵已经徘徊在北京上空。

   文革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在于人们不知道文革究竟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是不是乌托邦。

   一般而言，人们证明文革的所谓合理性，人民性，是以其有百万之众出现在广场上作为依据的。他们说，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毛和人民意志的合一。于是，我们必须对这个场面加以评定——这就是独裁者一贯的手法，在二十世纪的再使用。这个手法就是民粹主义的手法。民粹运动的内涵，其实是独裁的另一面。我们重复说过，民主的前提和民粹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民主要赋予人民监督，选举，言论的权利。在这个权利实现的前提下，人民，才会进入民主游戏的程序，而不是在此之前亦可进入。

   反之，在人民完全没有上述权利的情形下，独裁者利用人民情绪，感情以达到高层政治目的的政治游戏，则往往成长为民粹主义运动。这类运动，往往是个人意志的变形。就是“一等于多”的那种假民主和真独裁游戏及其种种变形。人民革命中烟雾四起的民粹主义煽动，往往起到所谓民主宣传的目的，而不为人知，尤其不为国人所知。其实，民粹与民主，其间有着根本不同，却又极为相似。相似之处尤其在于，其群众场面和革命特征。文革，就是这类可以被毛控制的，没有任何民主因素的，完全是倚靠资讯封闭和后洗脑时代呈现的，愚昧和思维混乱的，那种民粹主义游戏——甚至是连民粹主义都不合格的毛式游戏！

   而纳粹和文革的异同，究竟何在，这个异同的意义如何，有些什么意义，其意义的延续性如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议题。

   简单来说，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希特勒在其崛起的时候，必须按照民主规则行动和言说。他，也绝对不是一开始就造就了纳粹一统天下的局面。他的纳粹党，也是从少数变成多数，在派别林立的，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在类似文革派别林立的那种场面中，通过其民粹和爱国主义鼓动，达到以襄其私的政治目标。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律和一般表象。希特勒的慕尼黑政变失 败，也是他的派别和派性失败的一个征兆——虽然，这个征兆，其实是他走向得逞和胜利的征兆。被审判和被宽恕的审判，是啤酒馆事件的简单特征，既说明希特勒受到约制，也说明希特勒受到纵容。当德国总统兴登堡这棵大树倒下以后，独裁者，才可以跨过他的障碍，得以统一天下，并消灭或者取缔任何反对派。这个过程说明，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主的可能性，是赫然存在的。

   在文革里，派性林立的造反派有无希特勒的任何幸运呢？完全没有。因为，文革造反派不具备利用民主国家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他们是在毛的国家机制而非兴登堡的国家机制里，进行“革命”。他们的不幸，比起希特勒的“个人奋斗”来，也是完全遗憾的两回事情。

   但是，毛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绪，和希特勒利用民主机制（同时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绪），则是何其相似乃尔，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们早先援引的许多纳粹和极权主义研究者针对德国的发言，往往好像是针对文革的发言。其原因在于，他们针对的，是人类普遍的反价值和负规则。这些反价值和负规则和普世价值相反相成，且从反面，证明了普世价值存在之必要性。

   如此推论下去，在两种前提下出现的东西方极权主义，其本质为一，是属于一种人类罪恶范畴。东西方独裁者对于民粹和民主的利用，在一个明确的层面上来看，就是他们全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则，反对人类及其本性。这个反对之的内涵是极为明确的。

   一是，他们制造一种理想，毛式和希特勒式理想。

   二是，他们以非人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子虚乌有的邪恶和愚蠢的理想。这个手段的残暴，证明目的的残暴。他们违反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权益。就像人们千百次引用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个话，来说明纳粹和文革的命定论，或者决定论的野蛮和虚妄。

   三是，在煽动人们情绪方面，独裁者的演说术和宣传术，往往超过其前人的逻辑诠释和说教效应。兴登堡，没有力量说服德国人，遵守起码的国际协约，让德国人和希特勒的煽动保持距离。

   文革中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对于毛的煽动无动于衷——一则是他们没有怀疑的资源，二则是，他们以为毛可以利用——他们不知道，毛利用他们，比起他们利用毛，不是一个当量。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阿克顿说过的，上天堂——下地狱的预言。

   四，德国法西斯起源和中国法西斯起源，完全不同，但是，毕竟有所联系。按照我们反复引用的阿伦特的见解，德国法西斯，起源于垄断资本主义造就的政治经济系统之外的残余力量之存在，或者潜在存在，隐性存在，不受政治经济规则支配的力量，也就是，“边缘人”力量和影响之存在。

   中国革命和文革造就的，是本来就自外，或者他外于政治经济框架的广大人众——国人是尽数被剥夺者——不像西欧有一些占有者——占有精神和物质财富。国人是“一无所有者”——这个存在，是革命者玩弄革命的关键和要素，简直就是他们论是说法的前提。而摧毁人民精神和物质财富者，又刚好是这些人！

   于是，阿伦特的边缘人，在我们这里，在49年以后，是一个巨大的主体性人群。我们都是边缘人，我们“一无所有”（我想起那首伟大歌曲！）

   这样一来，无论是起源还是结局，国人现状就是日日革命缘起的可能性——毛，很乐意看到这样一种惨不忍睹的前革命状况。他把这看成一张好的白纸，等等。而这意味着，毛，可以随时发动革命，发起“运动”.

   本来就没有民主，文革时期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的民粹主义传统，水浒和义和拳运动的传统，皇上支配思维和身体的传统，等等，都在毛式革命运动中最终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个人民反抗，其资源到延伸，从头脑到脚跟，都是毛式零件和组装，肉体和神经都是人民日报的产物。这个不幸的局面，和希特勒用残暴和恐怖维持其权威的政治场景，还是有所异同的。因为，在希特勒那里，他不可能灭绝，至少被视为日尔曼文化的瓦格纳文化和贝多芬文化精神，他怀念第一帝国之恺撒和第二帝国之；他的仪式，他的广场，他的美学，来源于他们自身的历史崇高和历史霸权。他也像马克思说过的，要打出历史上的伟大旗帜，穿上古代罗马帝国的服饰，等等。

   而在人民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已经彻底根除。孔子，这个中国的象征，被任意侮辱和打倒了。于是，在德国人期望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时候，毛，在灭绝中国的一切文化典籍和精神寄托——鬼知道他是不是要建立中华帝国？！

   五，法西斯是欧洲文化的怪胎，但是，这无法证明他不属于欧洲。毛式文革，却不是中国的货色。这个货色，不同于建立在封建文化层面上的皇权统治和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任何欧洲民粹派的独立反抗意识——如，无政府主义。毛式文革，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和任何文化根据的暴民兽行，其文化意义，比起纳粹文化来，也等于0。

   六，我们不是说纳粹文化有什么意义可言，而是说，至少，希特勒还会保留瓦格纳精神和拜鲁依特那座伟大歌剧院。。。。。。

   七，其实，只是在挖掘德国纳粹起源和挖掘德国极权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传统的时候，经过列宁主义的嫁接，中国人，才逐渐熟悉，并且输入了和国人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俄国革命文化。这个马列主义文化，经过毛式变形，成长为一种极端丑陋和无知，无奈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其实是文化败类的指导下，文革，得以爆发和进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这个文化怪胎，回到稍微正常一点的传统的，或者西方主流式的思维上去。可惜，至今，这个转型和转向，来得模糊和混乱。（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政治中政教分离的法则，起源和现实，他们以为鼓吹一种宗教和政治合一，由宗教，基督教引导的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就可以找到方向。笔者不以为然。其中误解就是，中国人没有建成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他们还停留在毛式立杆见影的革命思维方式上，以为就像教会直接导致耶稣式反对罗马，反对犹太贵族的革命起义，是我们的模本。其实，只有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位和复兴，才能够选择国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文革，文化革命，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民主和民粹，又是如何区别的呢？

   民主，是不是永恒和永恒正确的人类选项呢？

   比如，卡尔。波普，是如何定义民主，且为民主之前景，有所担忧的呢？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深层次思索文革的一个角度。因为，文革，毕竟牵涉到民主，或者民粹，或者大民主。我们暂且把所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其实，这些概念，也并不具有其自天然的“隔绝性”，而可以互“不”容和和混淆。他们往往是互相牵涉和彼此渗透的。在此方面，波普说的很好。他的观点是这样——

   一， 民主，首先不可能不被利用。以前，希特勒或者恺撒，就可以利用之。谁，可以规定和保证，以后，民主，就无法被独裁者利用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观，像本雅明和福科那样，把历史看成为一种偶然和碎片的话，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发生二次文革，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人类历史上英雄和领袖动机发生作用，往往就是借助民主乘虚而入，这个是历史本身的证明。如果没有必然性的历史只是让位于偶然性的历史，起码，国人的前途堪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