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富歇异同论 /自立博客

法国革命和文革有无可比性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带来无限延伸。其同其异，简直天壤有别，却又含带人类本性的很多共同迹象。就像我们考证和认识基督教末世论，复活论或者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一样，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在基督生死几千年以前，这些神话仪典和祭祀大庆，就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开始成型演化。关于其中的革命性质，就是依靠屠杀牺牲带来新年展望，以便使死转活——其中的代价就是杀人，贡献.这个东西，后来就成为革命之爪伸向宗教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一开始是祭祀，后来成为杀戮异教徒，再后来就成为杀死革命之敌。

这个共同仪式或者革命任务，就是以一部分人为“正确”一方，在他们以后成为“错误”一方的时候杀死他们——宗教的提法就是他们的解放和超脱，要以他们中人来祭祀神帝，于是，甚至一些神职人员自己也甘愿上断头台.但是一般情形是，祭祀们要指定非其身属的其他人或者奴隶上断头台.这样在上帝或者魔鬼的召唤下，很多人，一代代无辜者成为血祭的牺牲。到了这样一个时代，罗伯斯庇尔要毁灭这个宗教的血祭，就是用革命和革命敌人的身体——于是，血祭转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

列宁主义或者毛主义革命，就是这个在20世纪“回来”的无神论血祭；其宗教或者伪宗教特征，同样是造神，供奉牺牲，杀人如典，如狂欢.我们记得在文革初期那种莫名以状的恐惧和兴奋俱在的文革心态.这个心态的始作俑者是谁？就是林彪。他的血祭大典起始于他制造毛主义和毛本人的神话。这个东西和法国革命时期里昂的雅哥宾俱乐部主席富歇的杀人祭祀——富歇是为了革命党徒的报仇雪恨——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是说上帝死了，革命是神；一个说孔孟死了，毛是神。东西方雷同，是革命和杀人仪式发出的最初信号。这个信号的专利者，是林彪和刘少奇——刘煽动的毛崇拜还是在党内，林宣传的对象是全国甚至全世界。

就杀人革命而言，说法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祇是说对了一半。茨威格认为在法国革命期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共产主义概念者，是后来成为拿破仑警务部长和伯爵大人、甚至成为拿破仑垮台后法国权利第一人，享有2000万资产的前革命者，弑君者和亵神者约瑟夫。富歇本人。

茨威格说，共产主义概念是富歇第一次鼓吹，而非马克思或者巴贝夫或者以后的什么人首创的。“约瑟夫。富歇同革命的带头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大异其趣。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还恭而敬之地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富歇在宗教和私有财产问题上胆大妄为：他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纲领.近代第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宣言，其实并不是卡尔。马克思那个最著名的宣言，也不是乔治。勃赫涅尔的《Hessische Landbote》（《黑森信使》），而是社会主义史册上几乎没有提及的《指令》。此项指令虽然是由科洛－德布瓦和富歇共同签署，但肯定是出自富歇一人之手。”这份宣言或者指令说：“革命是为了人民进行的。所谓人民，不得理解为由于富有而享有特权、占有生活的一切欢乐和全部社会财富的阶级。……倘若我们始终祇是嘴上谈空谈平等，而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因贫富悬隔而怕判若云泥，那么，革命便是对人民的欺骗，亵渎了人类。”他说，“每一个人，祇要他们占有的东西超过最必须的限度，……因为任何多余物资都是对人民权利的公然践踏。多余物资在个人手里祇会被滥用”，共和派鄙夷的金银要交给国库及其军队：“每个共和派祇需要武器，面包和四十艾居”……！！！（S.茨威格《富歇传》）

二、正确与否的历史妄论

在富歇恬不知耻加智慧圆融的权术操弄全过程里，一个革命概念被转换成为共产主义，再转换为专制主义和保皇主义，都是不成问题的机会主义策略。他可以在处死路易十六的险恶情势下，转弯一百八十度，从温和的吉伦特派反对处死的立场，在最后一分钟改变成为主张“处死”国王；他可以在罗伯斯庇尔面前公开主张反对意见，而背后运筹帷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搞串连拉拢，最后形成多数派，处死罗伯斯庇尔；他可以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搞掉督政府时期的政客，转换朝政，倾向和投靠波拿巴；他可以和第一执政周旋对峙甚至阴谋阳谋并举，把波拿巴推为拿破仑，成为他的警务部长；却也可以和这个皇帝玩弄外交和政治游戏，使得他的无间道诡秘异常又毫无破绽.他可以成为拿破仑下台的最后一击者，把这个已经战败而“不值一滴墨水”的大人物，变成向他乞求的小人物而弃置如屣；他可以为了路易十八的复辟而迅速从法国权利第一人的位置，主动下台，而甘愿成为新国王的辅臣；他可以把拉法耶特这样的反拿破仑主义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玩于鼓掌之上，再行抛弃；他可以和那个同为一仆多主的老狐狸塔列朗，并行于皇宫大殿，被夏多布里昂说成是“恶行依靠着背叛同行”。最后，这个弑君者，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特的女儿之不容而被他的对手和敌人塔列朗，宣布流放而终结一生。

于是我们看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共产主义革命”，赫然表现在富歇活动于兹的里昂；在那里，此公对革命大众叫嚣：人们祇能够拥有不可多余的财产，其他一律充公；在那里，他逼迫主教脱下教衫，改教从俗，并且把十字架和《圣经》绑缚在一头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以行示众；在那里，他运用他做十年教师的沉思和修炼，锻炼得毫无人性，毫无情感和毫无廉耻；他唯一的兴趣，既不是饕餮，也不是女人，更不是小恩小惠，他的一生之大目的，是要把世界放入他的赌注，和革命赌博，和皇帝赌博，和复辟赌博，和全世界赌博；他和塔列朗，和梅特涅，和拿破仑赌博，和拉法耶特，和罗伯斯庇尔赌博。他基本上，稳操胜券，机关不露，逢凶化吉，即便是有着数学精准天才的拿破仑，也被这个处乱不惊，脸部肌肉甚至不会产生蠕动的政客，屡屡算计，无可如何。他是在这样一个革命大潮里，把马基雅佛利主义活学活用，到达极端、极致之人，却还是因为他身就一个权奴的本性而告失败。

因为，他虽然是一个纵横摆阖，马到成功之辈，却因为他的奴仆属性而最终不能战胜皇权。一个区区前皇后之女，就把他轻易捏死了。

于是，读者要问，何以要把这个富歇，这个历史人物，这个西方革命中事，相提并论于文革和林彪呢？

首先，文革和法国革命有否一比之可能？横向而言，当然有得一比。这个比较中的同一性，就是暴力和杀人，且产生暴力有理，杀人有趣的现场感。当第一架断头机开始运行，他就无法停止。其中，“政治正确”，成为杀人的藉口：罗伯斯庇尔可以杀掉丹东，富歇可以杀掉罗伯斯庇尔，……杀人每天有，今天到你家；靠的，也就是正确和革命。三是，文革中所有派别都是毛的奴才，而法国革命不同，所有的牺牲，都是革命血祭的牛、马、人，连昨天最正确者，都无幸免；而文革中，唯一幸免者和主杀者，却是毛，非他莫属；这就给人一个启示：就连法国的屠杀，后面，也是暗含着民主多数和议员意志的；富歇要杀掉罗伯，不能不往来和说服于那些胆战心惊的议员；他们认为，罗伯杀人太过，人人面临自危，这是富歇说服他们干掉罗伯的籍口；但是，毛东杀西砍，所向披靡，无人象富歇一样要干掉他，也无人敢于接受富歇式的拉拢和反戈一击；而这，在自由法国，早已习以为常。于是，即便在杀戮和革命中，法国人和中国人，还是迥然有异，东西有别.也就是说，东方极权主义的根子，在文革，49年革命，19年革命中，都缺乏1789或者1793年断头台文化中，隐含的所谓民主议会和多数派、这样一些抑制或者减少滥权的因素。

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被杀掉，丹东、马拉之所以被杀掉，还是因为他们争执于温和或者铁腕；这个吉伦特或者罗兰党人的温和，这个一度被这个富歇秉持的温和，这个后来被历史拉回来的温和主义，当时，成为革命与否的反标准，一切期望不施行废除私有制和摒除宗教的人，就要面临死亡；这个东西，就是东、西方共产主义暴力正确说的最早试验。

此刻，第三等级的布尔乔亚主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罗伯斯庇尔是这样主张的，却被富歇激烈的言辞完全拒斥门外——上帝之死，不是尼采宣布的，是富歇宣布的。

而在中国，在文革，上帝之死又是谁宣布的呢？是毛和中国人自己。他们的天人合一之道中的“道”，瞄向了毛和党.在这个党文化本体论的荒诞剧目中，类似罗伯斯庇尔和富歇那样的、关于终极课题的各自表述，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毛式虚无主义，在变相的程度上，让人们看到，基督教和佛教中，不可有执的说法以及上帝本身就是魔鬼的摩尼教和诺斯替教教义，在杀戮上的一致性。这个魔鬼崇拜仪式的大祭司究竟是谁？我看就是林彪！

为什么说林彪是毛式血祭的主祭司？问题很容易答复。因为毛是这个王国的国王，他让人们崇拜魔鬼和死亡，以此来换得他的“新世界”。所以，要想上帝或者魔鬼献上生灵，他们必须开始开动富歇式的断头机——这个开动者之第一人是谁呢？就是林彪。

三、林彪是毛氏血祭的始作俑者

为何说林彪是断头机的第一开动者？回答很简单。因为在区隔毛是第一执政，是国家领袖和党魁的同时，他成为皇帝和上帝的做法之推手，就是林。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推手的全部任务就是竖立毛的神圣地位，把他推崇为历史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来一个的神。这样一来，就像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一样，毛从第一执政变成了皇帝，继而变成了上帝和魔鬼。他的个人迷信的颁布，他的语录的出版，林的“四个第一”的主张，周的《东方红》的出台，构成了毛变成神的第一步。于是，在这个迷信的鼓噪声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国家机构，党务机构，政府机构，统统成为神祗属下的机构，毛成为高高在上的毛神——这样一来，文革的摧枯拉朽之势必不在话下。这个和法国革命之把圣经和十字架接于驴尾的做法，刚刚相反相成——不是把圣经当成秽物，而是把秽物当成圣旨/神旨。这个行为的最大责任者非林彪莫属。在林彪得此窜升的日子里，中国党里正好缺少一个打击林彪的富歇。没有人像法国革命一样断头轮回做，中国人很没有出息，他们的党或者人民都不是今天杀死罗伯，明天杀死丹东，他们祇是一个个被毛主席杀死。于是，中国的富歇变成了一种富歇变形者。这个富歇变形者又是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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