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打着红旗反红旗” /自立博客

文革40年了，关于文革里“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引起人们的讨论。一说，这个反对方式及其内容是人民文革；一说，这个反对方式本身，是把红旗奉到高位，把毛供奉到高位，无形中抬高了红旗或者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神位，是得不偿失的（大意。如徐贲先生在法广电台评议“人民文革”）。于是，40年后，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革命或者反革命概念做出一种澄清呢？我们以为极为必要。不仅对于文革的反思十分必要，而且这个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牵涉到如何评价现在人们对于许多中国革命问题或者中国反革命问题的反思（邓小平认为“文革不是革命”──他的这个看法很对）──之所以说革命是反革命，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种反思，是全世界经历过革命的人们的一种反思──比如说，人们把向中世纪倒退的“伊朗革命”称为革命；同时把民主的人民起义，也说成是革命。我们说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虚妄的，有人跑出来反驳，说这个人民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印度、印尼也是人民革命；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概念限定，二印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意义框定的人民革命，就是毛、列下的人民革命，其实是民粹暴力和法西斯杀戮。

“反红旗”一说，是不是一种进步的革命选项呢？相对而言，我们认可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同时，对于这个极为有限的反对方式做出大致的否定。其中有几个关节点，要加以说明──

“反红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无奈和模糊的思想定位。这个思想定位，移动到1949年～1966年。证明之一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以极权主义思想洗脑为特征的、思想国有化时期。这个思想国有化的定义说明的，是中国整体之思想状况，并不排除一些特殊的思维认识、和这个可悲的局面保持距离、甚至有某些反抗和不合作态度者，如陈寅恪等人的不合作态度。但是，二，这个异类的确实存在，并不能说明全国上下被毛思维一律的严酷现实。不是到处出现、继续出现类似先秦和“5.4”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兼容并蓄和自由言说之局面，事实完全相反。三是，反对派呈现的第二种忠诚本身，的确歪曲了“原教旨”本身。毛主义本身，其实质，是无原则实质和机会主义实质。也就是说，第二种忠诚者，是在自身歪曲的判断中产生幻觉，以为这个毛主义，就是那个毛主义；有着它本身不可歪曲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他们自己的“我注毛经”，是完全荒谬和一厢情愿的。这个悲剧到处发生。

与之相对的论证是，毛的思想国度里没有与之对峙的反对思维，没有由反对派实体产生的体制外思维，也没有或者不允许反对者存在，更不要说反对党。这样一来，反红旗，必须要在红旗的总原则之下方可以“合理”出现，否则，其出发点本身就会被绞杀。其间，出现过一些毛和党朝三暮四的蛊惑性宣传。（这些宣传，包括由他们接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在后文里要斥责李锐以为的一种观点──他说，以舆论一律、思想钳制为能事的中宣部及其前部长陆定一，是这种百家和百花的、几乎是首创者，或者与毛一起，成为这个言论自由之定义的1950年代的拥护者、首创者。）换言之，对峙于毛式思维及其宣传的有力阵势，应该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监督制衡的普世原则。对这些普世原则的呼吁，在1957年确实短暂出现，且以中国人的语言将其加以描述论证，如轮流坐庄、不要搞党天下等等。57年以后，这些来自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潮完全被扼杀。人们经过不长的十年洗脑，已经基本上淡忘记了上述言论。不但忘记，而且将其打入思维之地狱，使之万劫不复。这样，在继续整肃了稍微带有一点点铁托和赫鲁晓夫色彩的刘、陈（云）思维以后，毛，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径地掀起思想、文化虚无主义的文革。屠杀等破坏举动，已经不受基本价值观和良知、良心的丝毫钳制和抵御。

我们所言文革思维黑洞里出现的“反红旗”，已经没有任何思维和理论的价值，没有道德和常识的价值，没有人文和文化的价值。这个反红旗中的任何内容，其实，迟早会蜕变为毛之机会主义宣传诱惑的一个附庸。比如在文革中、工作组问题上的争执，就既是毛主义──他认可派出工作组；又反对工作组──也是反毛主义。前此，“八大”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而毛在“八大”没有反对。那么，反对文革的毛式第二种忠诚者，就以“八大”为原教旨，反对这个文革。

但是，这个“八大”，其实也是毛的一种选择，一种权益之计。如果反对之，就该对整个党文化进行反思。“九大”，就更是一个笑话。

他们给刘平反，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反对和否定“九大”，也不可能把林彪事件和对“九大”本身的评价相联系。换言之，刘少奇是要平反的，林彪是要批判的，而“九大”，是要肯定的。还有反苏问题。

反苏，不是后来反修的涵义，整个颠倒。所以，毛之语录几乎和原始的其他教义一样，可以做出很多截然相反的诠释。反对者迎合之──如文革之蒯大富，就成了功臣──同一个老蒯，因为跟不上战略部署，又成了阶下囚。我们已经多次重复这个例子。幻觉在起作用；向往天堂的幻觉跌入地狱──可是人们还是强辩说，这个是锻炼意志的“灵簿狱──炼狱”；我们青春无悔了，黑土地，黄土地了。更有甚者，那些高唱第二次文革者，没有闹清楚他们面对的是毛的阶段论、相对论、悖论、马基雅佛利论，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原教旨。这个思维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辩证法。

这样一来，单纯的人们就无法辨别真伪，错把毛的一个策略、一个动机、一个诱惑，当作全部主体之思维，跟在后面。他们的做法好象表面上有点路德风范。我们在史料中看到，最终惶惑而言“上帝是不是魔鬼”的路德，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他的反对原则是，圣经和教会的不一致！这个传统后来被现代宗教解释者解构了。（他们说，宗教语言无法和科学定义等量齐观。是所谓象征和诗性语言──我们前此说过，凯撒和上帝，是无法并和在一个语义系统加以整合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个“的”，是形而上，凯撒的，这个“的”，是形而下。）毛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体的。你可以说他1956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1966年的非。反之亦然。至于确定这个是非的原则，也无出处，更无旁证，是毛自己确立的，叫做前无来者，还看今朝──象利奥塔一样追踪宏观叙述的源头，是要吃亏，是要冒险的。我们1966年是小孩子，以为发现了马列教旨可以做救命稻草，原来，稻草就是稻草，无法救命。毛遮蔽我们当时崇拜的巴黎公社的全部真相，且在文革以前就在此课题上大做文章。于是，这个信息传到我们耳朵里。其实，后来看看，马克思也是主张投降凡尔赛的；更毋庸说公社的暴力遗产。

遇罗克了不起！但是他说要讲“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是，这个“唯成分”，难道可以不讲吗？八旗子弟难道可以变成小民百姓吗？重在什么表现？反对毛吗？……都是“反红旗”无奈之局限性做出的无奈推论。

又比如，中共现在不骂托洛茨基了。但是，他们至今不会说这个托洛茨基痛骂了苏联，痛骂了斯大林，痛骂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的伟大在于他最后回到西方式价值，反对“只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指社会主义）”那样的价值；虽然，他还是区别列宁和斯大林。列宁为什么没有能力把“粗暴”的斯大林加以钳制呢？很简单，他不设立一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二月革命和克伦斯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不行的。只有另辟蹊径。

一个文革研究者对笔者说，要发明一个我们自己的词汇，概括文革。

苏联有了这个概括──“古拉格”，我们没有。她说，受难者，是一个概括。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迫害者──二者相辅相成。这个迫害者和受难者，都是很复杂的问题，甚至二者兼顾之，如刘少奇。所以，站在党文化，文革文化以外来确立对于文革的总结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词”，没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天才和勇气，我们至少还可以搬动一些普世价值来分析文革，而不是钻到那些红卫兵小报里面，重复毛式思维和前此所言，罔顾毛式机会主义的存在，一味纠缠于是不是原教旨，是不是“红旗”。当然，我们不能蜻蜓点水，而恐惧深入那个非文本的惨烈现实、文革现实。我们只是重复阿论特的话，恐龙思维中的共产主义者和原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是无效的、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桎梏外的思维──就象造反派统统要爬上王洪文式的统治地位一样，失败者和胜利者的一致前途，就是胜也王洪文，败也王洪文吗！当然，很多造反派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的幻觉是、他们的失败带来了真理。其实，他们的失败，什么真理也没有。

于是我们从文革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转到这个思维的延伸。这个延伸就是我们说的，以党的文化反党──其实，二者殊途同归，不具任何前途。以党的文化能否反党呢？能。或者说，可以产生有限的结果，就象“反红旗”那样，可以反对，但是，没有前途，最终是被反对者吃掉，或者自己吃掉自己，或者转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回到出发点，回到党文化本身。这个思维同样呈现出某种恐龙思维的特色──也是原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所谓反对。他们是党内派别。党内派别的前提，依然是“党”。这个党很快就滑向毛。所以，虽然他们一辈子或者拥毛，或者反毛，其实都是毛的龙钟或者毛的跳蚤。之所以如是言，是因为看到一篇李锐纪念陆定一的文章。（见《炎黄春秋》7月号）说是为陆氏百年冥寿而做──《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

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以察其奇，奇文共赏。

1、此文逻辑脉络是，党是拥护毛的。所以，毛无论如何怎样是不可以动摇其神圣地位的。

2、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是后来人不好，不懂。

3、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以动摇的，虽然，可以放《河殇》一马。

4、文革是好的，造反派是好的，毛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要极端，“极端造反派”不好。

5、社会主义是好的，我们没有搞好。……

于是，在把这些红旗再度高高举起一番后，陆氏开始汲纳毛文化，党文化以外的一些元素。如，

1、他考察过社会民主主义。说是，究竟是北欧的假社会主义为真，还是中国的真社会主义为假（见原文）。

2、说，马克思对在当初，后来不对了，美国没有革命基础，工人都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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