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刘晓波先生大作《面对权力暴虐的下跪》，对其苛责57反右运动时期的‘知识人’难以苟同。虽然不应以‘站着说话不腰痛’来反唇相讥，但张溥在《五人墓碑记》里那句慨叹，却是不妨套用的。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把‘大阉之乱’改作‘毛皇之暴’，‘缙绅’变为‘文人’/‘知识人’，就相当贴切了。此处将当年的知识人与文人当作同义词，是因为中共治下的武人，要百分之百的服从‘党中央’，成为绝对驯服的工具，故无需论列。
   
    以当时神州之大，‘文人/知识人而能不易其志者’，据笔者所知恐怕只有宋庆龄，陈寅恪和梁漱溟。但他们之所以能够特立独行，固然与其主观上坚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有关，更离不开其客观上的身份地位。

   
    具有类似身份地位的，本来尚有何香凝老人。可是由于夫君廖仲恺早属左倾，子女廖承志`廖梦醒均为资深中共党员，故何老太太丧失‘独立之思想’久矣，中共建政前夕，为国号‘中华民国’之存废咨询辛亥元老时，何即表示新朝应另立新国号。而作为新君主的毛反倒认为‘中华民国’可以保留。可见何比毛还要‘左’。而57年‘右派’之定名，亦始于何的使用。中共中央5月14日和20日发出的有关指示，分别用的是‘右倾分子’与‘右翼分子’字样。（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129页）
   
    回到知识人反右时期的表现这个话题。刘文称：‘想想看，假如有百分之十参于鸣放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落井下石，反右的结局还有那么惨不忍睹吗？再假如，即便公开会议上的名方式逃不脱的“罪证”，那么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组织揭露，起码可以大面积地缩小迫害的范围。’
   
    笔者佩服刘先生的人格与勇气，包括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无畏精神。但我想告诉刘先生，您的‘假如’是脱离当年的实际的。
   
    那个时候‘坚持自己的观点’，别说‘百分之十’，就是‘万分之十’也不可能！被批斗者必须认错。尽管有的人只是被迫在口头上认错，但‘认错’是几乎绝对免不了的。否则，没完没了的批斗，名曰‘摆事实讲道理’，实则捏造事实不讲道理。疲劳轰炸昼夜不停，任谁也受不了。全国50多万右派，只有章乃器一个是声言‘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还有傅雷拒绝检讨。另一位王造时，著名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始终不肯屈服，弄得全家连活命都成问题，即生存权受威胁。章是周恩来放他一马（当然经毛同意），入另册后除住房不变外，每月还有百余元的工资。傅雷有自置的房产，有以往积存的稿费及版税。他们二人温饱无虞。王造时就惨了。教授职位没了，生活来源断了。何以养家糊口？这位曾于中共有助，对周恩来有恩的知识人，苦撑几年之后终于一命呜呼，他和他一家结局之‘惨不忍睹’，可能是刘先生无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的！
   
    ‘不落井下石’，同样是‘万分之十’也未必能做到。因为毛在整人时，最善于使别的人都成为共犯。例如，庐山整彭德怀，刘周等人都不能明哲保身，必须积极参与。朱德虽不情愿，也得帮几句腔。文革开除刘，一百多中央委员都要举手。（童工出身的陈少敏装作趴在桌上睡着，没有举手，会后马上挨整。）所以，反右时不落井下石，意味着‘立场不够坚定’，很可能惹祸上身。就趋吉避凶的人性而言，似不必深究。
   
    何况，当年情况正如流亡美国的高尔泰先生笔下的情景：‘本是群众之一，但是一旦被戴上帽子，就众叛亲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群众性围捕的场景里有一股子节日的喜庆。这一点，最恐怖也最令人深思。’（《动向》月刊，07年11月）这也就是说，刘先生的两个‘百分之十’哪怕都奇迹般在当时出现，都无法改变丁点‘那么惨不忍睹’的‘反右的结局’。‘想想看’，六亿人口里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假如’五百万知识分子都‘参与鸣放’，‘百分之十’即五十万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五十万人‘不落井下石’，除去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还有三百四十五万人积极参加‘围捕’‘牛鬼蛇神’，并从中享受‘节日的喜庆’。后者占知识人百分之六十九，已是压倒多数。倘再加上五亿几千万的工农群众，那一小撮‘贱民’，在这毛的顺民组成的汪洋大海里，还能有什么好一点的结局呢？
   
    写到此，不妨补充一个例子。那就是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原来对右派的处分中，有一种是开除公职后‘自谋出路’的。董即属此。他两夫妇都入了另册，‘被“解职”后立即面临“没有饭吃”的困境。二人只好一起回到妻子老家长沙，依赖亲友的接济糊口，直到二十年后被平反。’（丁抒《阳谋》，开放杂志社，2006年，326页）‘想想看’，董教授这二十年会是什么光景？
   
    所以，余英时教授曾在一篇序言中指出，毛的暴虐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他能以饥饿迫使异见者就范。40年代萧军在延安不肯屈从其淫威，还可以到外地农村种地谋生。但在‘新中国’，没门！
   
    至于说到私人聊天不应向‘组织’揭露，那也仅属刘先生此时的良好愿望。须知毛治下人人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高级民主人士`反右先锋卢郁文甚至对其子说：‘我是事无不可对党言’，以表忠诚于毛。反胡风运动就是由舒芜主动交出其私人书信揭开序幕的。而且这些隐私就算别人不揭发，当局也会向当事人施压，直至你交代为止，否则便是‘不老实’，你别想过关。故‘迫害的范围’，不可能因聊天之言不被揭露而‘大面积地缩小’。
   
    我很高兴看到，刘先生文章末尾称，对于右派自我虐待‘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此乃君子之风。诚然，当年的大小右派，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表现出种种懦怯，软弱，甚至卑劣以至可羞。但我认为，那是人性使然，我们无需为此内疚，更不必自以为耻。
   
    俗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意思是不应轻易下跪。这当然对，可是倘若歹徒持枪逼着你屈膝，否则就毙了你；那样的话，下跪未必便是可耻的丑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如果旁观者一味嘲笑不得已的下跪者，而不首先或者主要谴责凶恶的歹徒，这旁观者本身就应受谴责，其受责程度甚至应与歹徒相近。
   
    本文主旨并非针对任何人，只是希望对于一切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多一些理解与同情，抨击的矛头应集中于罪魁祸首毛及其主要鹰犬。千万不要忘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