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谈胡乔木，意犹未尽。查阅网上有论者将胡与周扬作比较，颇受启发。遂作补充。
   
    先说题目。记得罗孚前辈曾以佟硕之为名，撰《金庸梁羽生合论》。洋洋万言，条分缕析，令人印象深刻。笔者无此学养，欲效颦而不得。故将‘论’改‘议’。但如此一来，又与大陆法院之所谓‘合议庭’易生混淆。自问并非刀笔之吏，亦无审理判决‘中共两支笔’之本事，只不过闲话几句，粤语所云：‘喷喷口水’，如此而已。
   
    言归正传。以57反右而论，周扬无疑份属干将。那篇《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虽并非完全出自其本人手笔，但到底署的是周之大名。它确实‘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内容却经不起推敲。

   
    例如被划右派的丁玲，一个重要的罪状是所谓宣扬‘一本书主义’。周说：‘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人民日报》，57年9月27日）这当然是冠冕堂皇，雷霆万钧。然而，丁玲的原话说的是：‘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2004年，明报出版社，472页）根本没有讲‘有一本书就有了一切’。同周所批的毫不相干。
   
    类似这种捕风捉影的‘深揭猛批’，早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包括42年延安整风中蔚然成风，所以连思想理论水平不容置疑的周扬，亦陷于此种窠臼。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诩的毛及其亲信文人，先后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从其‘思想根源’分析，就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唯心论者；同时，又是完全不讲人道主义的权力迷。谁要是妨碍他们攫取权力或巩固权力，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
   
    在人道主义这一点上，应该说周扬晚年有所觉悟，甚至可以说他的去世也与此有关。如所周知，1983年3月7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大规模学术讨论会上，周扬做了主题报告，他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阐述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人道主义。报告反应热烈，广受欢迎。不料未几即引起胡乔木的异议以至反对，胡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去，获得邓的支持。其后周被迫作检讨，不久因病住院，五年后郁郁而终。
   
    正由于周之辞世蕴含某种殉道的意味，更由于他复出后‘觉今是而昨非’，对往日极左的表现以及整人表示真诚的忏悔，在各种场合向受过其伤害者道歉，所以，他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肯定。似乎除丁玲外别的当事人都谅解他。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他身上反映得十分真切。
   
    窃以为，周之‘回头是岸’决非偶然。他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欧传到那里的，这里面包含了若干当时的‘普世价值’。或者说，周头脑里不可避免地有着与西方接轨的元素，是区别于列宁主义那种激进的阶级论的。比如，‘国防文学’的口号，就不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那样，恪守‘左’的一套。事实上，鲁迅`胡风和冯雪峰在抗日方针上，当时完全宗奉毛的主张。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文革期间江青等要把周扬作为文艺黑线总头目。
   
    诚然，抗战爆发后周扬到了延安，此后近30年一直担任中共文艺总管。但他在党内最高地位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可见毛并未百分之百地信赖与重用他。而他的思想深处也没达到毛要求的‘政治家’标准。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55年批判胡风之初，《人民日报》曾刊登其自我检讨书未定稿，对此，胡风提出抗议，他本来已经提交了修改稿，《人民日报》却弄错了。周扬虽然与胡风历来针锋相对，但也觉得这是不对的，对胡风不公平。所以他主张《人民日报》应公开说明此事，并向胡风道歉。周恩来亦表赞同。不料，毛此时获悉舒芜交出的那批与胡风的来往书信，迅即将胡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首脑，并亲自加了按语，让《人民日报》立刻发表那些私人书信。周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竟向毛报告称，《人民日报》错发胡风检讨书未定稿，拟表歉意。毛听罢轻蔑地一笑说：歉意？周扬这才醒悟到自己的书生气之不宜。
   
    毫无疑问，胡乔木是不会像周扬这样，讲什么论争对手公平竞争的。他固然肄业于清华和浙江大学，而且是西方文学系毕业生。但没有周扬那种留学日本的经历，思想根基完全不同。加以自1942年起就在毛身边工作，耳濡目染的是延安窑洞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实为农业社会主义加皇权思想。什么人道主义，自由平等，这类普世价值在他心目中早被弃若粪土。与毛长期的主仆关系使之被彻底洗脑，亦至受宠信。50年代末他即官拜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比周扬高出一大截。
   
    不过虽则如此，在57年整风反右时期，他最初也无法‘紧跟’毛的战略部署。所以在4月9日挨了一顿训。次日受命率领邓拓等人晋见，又再次受气。对此，李慎之先生致胡绩伟的信有所评论。李先生是这样说的：
   
    关于胡乔木，你对他的责难甚多，其实他那时也是一个尴尬人（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尴尬人，不过那时尤甚而已）。对老头子‘引蛇出洞’的意图他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知道，二是不知道，三是得到一些信息，在疑似之间。我觉得是第三种可能较大。你说他与毛‘朝夕相处’，其实还亲密不到那个程度。。。当时胡乔木的处境也是手里拿着一个烫山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记录稿，大概开过最高国务会议就到他手里，要他整理了，他的任务是要把鼓励劝诱鸣放的话，改成反对右派的话。要删掉不少诙谐幽默`风趣开放的话，而加上六条政治标准。这份稿子已经在他手里放了一个半月了，以他的经验，他的才情，十篇这样的讲话也该整理完成了。然而这次的任务却实在特别。在性质上要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文字上又不能过分露形迹，不知毛当时是否已把意图告诉了他。我以为毛向党内高层正式透露自己的意图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以后，时间还差一个多月呢，因此不能肯定胡一定知道，当时他手里有篇伟大的文章要改，心里当然也是着急的。毛也可能会对他多讲一两句话，但是毛历来的态度都是一句阴，一句阳，实在不能肯定胡能否‘正确理解’。（李慎之《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明报出版社，2003年，192-193页）
   
    李先生所讲的‘尴尬人’，意思是胡并不完全理解或赞同毛的决策，但又必须按毛的指示办事。胡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受的是旧教育，内心深处不见得那么革命。李慎之先生说：其实就我所知，胡的‘右派思想’也很不少。（同上书，197页）
   
    但毛对胡的知遇之恩，使胡感恩戴德，故其晚年自觉地顽固坚持极左的一套。这里面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文革期间胡靠边站，但未受什么冲击，只是软禁在家。一次毛心血来潮，向汪东兴说要看望正在家中养病的胡。汪遂前往布置，胡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不料苦候多时，不见人影。最后才知道毛不来了。但毛表示他的心意已尽到。而胡也感受到‘主公’（借用胡的同事田家英对毛的称呼）的恩德。
   
    如果毛真的去了，那将是‘万岁爷’驾临臣下府上的仅有的一次。他没有去，同样是毛王朝君臣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
   
    （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