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的另册中人，不是因言贾祸的吗？何来‘没有言论的“右派”’？
   
    且待我先说一个故事。
   
    还是60年代在新疆当‘牛鬼蛇神’的时候，在繁重的田间劳动‘小休息’之际，甚至往往就在正在干活时，常有那么一两个伶牙俐齿的小青年，香港称为‘后生仔’的，会讲些‘有味笑话’，即‘咸湿古仔’。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位俊俏的农村少妇，有次上了一艘小渡船，船上的几个中青年男乘客，纷纷出言轻薄，讨她的便宜。只有一名坐在船尾的后生，除了她上船时瞟过一眼外，始终没开口。船到对岸，人们鱼贯离去，那后生最后一个上岸，还没站稳身子，就挨了重重的一记耳光。他转脸一看，打他的原来是那位少妇。他委屈地问道：‘为什么打我？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呀！’少妇答曰：‘就是打你这什么也没说的，你是肚子里使坏！比说了出来的更可恶！’

   
    ‘肚子里使坏’，通常多指知识分子。倘属政治领域，文言叫做‘腹诽’。有的朝代会处死罪。新中国遵照‘延安整风’的先例，对知识分子格外照顾，法外施仁。尤其公职人员，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可谓皇恩浩荡。比朱元璋的‘剥皮楦草’或康熙`雍正的大开杀戒，仁慈得多了。50年前那场‘大风浪’里，知识人说三道四，意欲‘天下大乱’。当局‘不采取极端的政策’（毛语），只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选举权/公民权依然保留，在不明内里者，包括欧美各国的‘观察家’看来，这是何等宽松，何等胸怀！
   
    殊不知，这顶‘右派’帽子，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其重如山。此帽子下的‘公民’，灵肉所受煎熬无穷无尽，较之最长刑期（18年？）的劳改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不幸或‘有幸’加冕者，个别人确实并未在鸣放时开口，没讲过一句冒犯‘党’的话。不过，因缘际会，由于其本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缘故，被旁人或‘组织上’认定：‘是肚子里使坏！’这就在劫难逃了。
   
    新近相识的黄诚斌君，便属其中一人。他是不久前参加争取香港双普选游行那天，跟我们超南学长不期而遇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堪称有缘。
   
    黄君生于1935年，其父为澳洲华侨，但他却满怀‘革命热情’，14岁时在广州考入中共办的军政大学。入学之际他问为何录取他这个初中生，答云：因为你思想单纯。学习半年后毕业分配担任保密员，一直从事机要工作。56年调江西某步兵学校，该校即13年后文革时期，邓小平一家三口被贬之处。邓所住将军楼乃步校校长`某少将原先寓所云。
   
    话扯远了。说回黄君，他自言乃读书不成之人。故曾肄业的那所莞旅中学，僻处荔湾区边远之地，寂寂无闻。但其兄却成绩优异，抵澳与父团聚后入当地著名大学，后为出色的工程师，属上层社会知名人士。而他则于调步校一年后，跌进无底的政治深渊。起因为同事告发，说他阅读机要室所存的‘毒草’文字，诸如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之类，流露一副兴致勃勃的神色，云云。他才想起，先前该同事在他浏览报上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言论时，一再对其侧目而视。但他竟毫无觉察自己有何不妥。
   
    更匪夷所思的是，父兄在澳洲也成了他遭殃的原因之一，尽管他们都是亲北京的‘爱国华侨’。所以，他至今仍对往事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冤枉。
   
    他的确冤枉。何况作为‘没有言论’的‘右派’，他所受处分也明显过重：开除党籍`军籍兼开除公职，遣送部队辖下的蚕桑场监督劳动，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而此前他拿的是少尉工资，每月70多元。
   
    两年后，他每况愈下，调江西恒湖农场，与近万名‘右’字号一起‘战天斗地’，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正当大饥荒年代，该场因饥饿与劳累而死者不可胜数。他侥幸活了过来。其后文革时期经人介绍，跟一位广西姑娘结了婚，算是成了家，但继续在困厄中挣扎。
   
    好不容易峰回路转，1979年他申请赴澳获准，与此同时又告知给他‘改正’，还问他有何要求。因对海外情况不明，他竟要求调回广州。但抵穗请友人相助找一接收单位时，那位昔日步校同事`现为少将的驻军政治部主任，竟出乎意料地说他闭塞：哪有人放着澳洲不去而回广州的？于是他下决心全家五口先到香港再说。
   
    如今回顾，他这一步走对了。尽管因分数不够，移民澳洲被拒，他只好在酒楼当‘企台’（侍应）20余年，妻子做车衣工，都相当辛苦，但把子女抚养成人，均有安定的工作，亦堪告慰。其中，大学毕业的女儿当文员，两个儿子都是厨师，衣食无忧。他居于公屋，每月有705元‘生果金’，日子还可以过得去。
   
    不管怎么说，在我辈幸存者中，他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阿门！
   
    （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