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共的新闻检查方式似乎很"文明"，它不要求事先送样检查，而是放权给各报刊社让其自我审查。但若传出有问题的新闻，就采取事后检查并严格追究。如2007年3月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第5期，总第180期）就遇到了事后检查的麻烦。该刊当期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主题是"上关国本，下系民生。围绕物权立法的争议，充分折射了转型期中国的权利博弈"。3月5日这天，当读者到报刊零售亭（中国的报刊发行是第一时间面向零售商发行的，读者可第一时间买到）购买时，却发现没有该期杂志。随后几天，固定订户也觉得奇怪，他们没有收到当期该杂志。
   笔者作为《财经》杂志的读者，曾浏览财经杂志网页得知该期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及部分文章，中国金融网还转载了该封面文章，笔者也下载一部分进行阅读（《财经》杂志只提供部分文章上网）。但却一时买不到该期杂志，笔者曾多次到杭州的发行商询问，得知该杂志已运到杭州，据说出现了"反动文章"，杂志社要求杭州的发行商把新收到的杂志封存统统运回北京，"一本也不能卖"。大约到了3月9日，姗姗来迟的3月5日出版的《财经》上市，却见封面文章是"股市高处不胜寒"，主题称"中国股市突创十年来下跌记录，海外市场普遍同步剧挫，提示全球股市在多年上涨后已进入脆弱恐高的震荡期"。
   
   很明显，3月9日出版的2007年第5期《财经》，已经不是3月5日出版的2007年第5期《财经》的内容了，起码封面人物已经撤换，"物权法奠基"内容全部不见了。2008年1月3日，笔者意外在沃尔玛超市书报柜台购买到2007年3月5日出版的以"物权法奠基"为封面文章的《财经》杂志，通过与后一本《财经》修改版相比，发现原《财经》页码为128页，而后修改版的页码为120页。明显少了8页内容，这正是《财经》"物权法奠基"的内容。后出版的《财经》与先出版的《财经》除了封面文章不同外，别的内容相同，但由于页码减少，后出版的杂志为全部新印的杂志，先出版的杂志全部被收回。我称该期《财经》杂志为同一期出版两刊的"阴阳刊"。

   
   
   
   
   
   
   同一期的《财经》杂志封面却不一样
   《财经》为大陆新锐的双周期刊，由著名传媒人胡舒立担任主编，以经济报道为主兼顾法治、社会等综合性时政内容，单期发行量包括零售最高应该不超过10万册。该期杂志之所以成为"阴阳刊"，主要是杂志出版时正赶上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而"物权法"必须在该次人大会议上通过。可为什么这期讨论"物权法"的杂志被禁呢？原来是泄露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内容"。该杂志介绍，200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物权法（草案）》有关情况的通报"。该文章阐述了《物权法（草案）》主要情况，并明确提出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确保物权法草案顺利通过。"2007年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物权法（草案）》视频报告会，由盛华仁副委员长主持，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各地主要新闻媒体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讲解《物权法（草案）》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将做好工作，确保《物权法（草案）》能够高票通过。一个提到"确保通过"，另一个要求"高票通过"。
   
   正是上述一段话成为当期《财经》杂志被禁的"罪证"。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为王刚。熟悉中共高层内部操作程序的人都知道，"中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办事机构，《财经》杂志被禁应该来自"中办"或其高层，有可能是具体由"中办"直接通过《财经》杂志的主办单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下达指令，要求《财经》撤掉该文，回收该期杂志。以往这样的指令都是通过中宣部下达的。但这次正赶"两会"，杂志已经发出，时间上不允许由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处理了，由"中办"直接下达指令处理则有十二分的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办"行使中宣部的权力，却比中宣部更直接果断。于是，这期杂志读者就不能看到了，"物权法"讨论就少了杂音，中共中央担心的事情最后没有出现，《物权法》获得全国人大高票通过。
   
   至于到了2008年1月，原本被禁发的杂志可以在超市里买到，有可能是当初的"漏网之鱼"，也有可能是被《财经》杂志社回收的杂志再次作为"旧期刊"销售。因为《物权法》通过后"中办"文件已经可以公开了，《财经》杂志就没有必要封存杂志了，处理"旧杂志"可以弥补损失。从成本上来看，《财经》杂志印刷费每次约8元左右，若固定发行加零售保持在5万册，3月5日禁止发行的一期就损失大约三四十万元。由于中共实行"政治高于一切"，经济损失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恰恰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估计"中办"不会弥补《财经》杂志的经济亏损。
   
   通过《财经》杂志被禁，可见中共实行的是"事后检查制度"，比"事先检查"还要严格，因为事先检查可以开天窗，可中共根本就不给你开天窗的机会。究其原因进行分析，发现现在的中共越来越不自信了，比如中共对"物权法"能否获得顺利通过就没有信心，担心出现"意外"通不过，才下文件"确保通过"。不过，这样的禁刊做法比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似乎要收敛一点，由此也可看到中共执政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群众基础在削弱。
   
   在邓小平时代，曹长青在《深圳青年报》上赞成"邓小平退休"，却被停刊，至今深圳还少一张《深圳青年报》；1989年"六四"时期，《世界经济导报》鼓吹民主却被邓大人认为出格，命令上海的江泽民给关了门。到了江泽民时代，停刊的报刊和出版单位也有几家，如发表"中国七大恶心"文章的《北京新报》，仅因此文就惨遭停刊；发表中共开明老人李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访谈的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同样惨遭停刊；发表自由知识分子向往民主、自由文章的杂志《方法》被停刊整顿；还有出版《新官场秘籍》的改革出版社，出版《交锋》、《现代化陷阱》的今日中国出版社也被注销出版社等等。幸好现在到了中共执政信心不足的胡锦涛时代，《财经》杂志违反禁令也不过是回收杂志而已，总算没有关门。2006年初违反禁令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也先是停刊后恢复出版，等于"从轻处理"。奥运会之前播出"纸包子"假新闻的北京电视台，也只是停播"透明度"栏目，却没有停止北京电视台的整个新闻调查节目。按照这样的阵势，以后很难保证不出现下一个因追求新闻自由而再次违反禁令的新报纸、新杂志。
   
   中共执政59年了，随着中共党内高层和民间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关注，以及对新闻自由的强烈呼吁，不可避免先推进的总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共专制的窗户纸，也必须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来率先捅破。今天，《财经》杂志已经站了起来，如凯迪社区等网络上的网络民意也逐渐形成来自民间的巨大的监督力量，还有《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炎黄春秋》、《新京报》、《民主与法制时报》、《南方周末》、《杂文报》、《百姓》等报刊，在有良知报人的共同努力下，尽量避开新闻检查，争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逼着中共开放舆论，减少新闻检查，顺应时代大潮，呼应民意，早日全方位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无条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在中国建立没有党禁和报禁的法治条件下的公民社会、民主社会、现代化自由社会。这一天将必然来到，而且会快快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