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3亿民众享有的新闻自由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对国家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批评权利，目前只是一种堂而皇之的摆设。中国没有一份经官方认可的新成立的私人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也没有一家私人经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54年之后《宪法》实施并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成为一句空话，而私人设立或经营的互联网站，随时会因为言论出格或传播敏感信息而被突然关闭，本为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及各地新闻出版部门却无视《宪法》，更谈不上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动辄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所谓政府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禁止章诒和、李锐、何家栋、戴煌、杨继绳等著名敏感人物和一些著名异议人士出版新书或文集，甚至处罚记者、增加，政府部门也不愿意出具必要的合法书面手续，执法犯法。无论是一般政府雇员，还是普通民众，一旦在网站公开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就会受到监控和关押的待遇，2007年以来就有数十名网络作者、普通市民和记者、自由撰稿人、异议作家等各界人士，分别被公开通报批评、暴力殴打、经济处罚、警告、罚金、拘留、逮捕和判刑，一些披露敏感问题的图书被禁止发行，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作家成为今日"文字狱"的受害者，被判刑者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此外，还有一些记者因为发布政府不喜欢的突发事件新闻、内幕新闻而被指控为捏造假新闻，失去记者工作。这些因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人们，记录了中国执政党及政府部门粗暴侵犯人权、打击公民言论自由的历史真相。

   一、外国及港澳台记者在华采访自由权加大，但随时监控的现状仍很危险，很不乐观

   国务院为履行申办奥运会时所做的承诺，颁布实施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境外记者采访规定》，这却是一个暂行规定，严格限定于2007年1月1日—2008年10月17日这段时间，只要港澳台记者及外国记者征得被采访人同意即可进行采访，无需再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准许，也不需要政府指派专人陪同。实施这个《规定》是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特定时期，并不意味着境外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可以长久实行。虽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公开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说《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境外记者采访规定》2008年到期之后会废止"，但随时都有可能恢复以往对待境外记者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的旧规定。

   有了"新规定"以后，境外驻华记者的采访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境外记者未经允许不得到西藏自治区采访，比如被采访人不同意接受采访，或被采访人"无可奉告"也无法采访。2007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河南企业家关于《物权法》的内容被该企业家推搡和训斥。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国人大"确保《物权法》获得通过"，中国国内媒体均不允许报道这个内容。3月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为《物权法》专题，刊登法学家江平的访谈，提到"中办"下文件要求确保《物权法》获得通过，该期杂志已经印刷并上市，但由于该杂志保密消息没做好，北京中共高层获悉后命令中共中央宣传部追究责任，《财经》杂志上市不到一天就紧急全国收回该期杂志，撤换有关《物权法》的封面文章，至少推迟一周后重新包装上市，经济损失至少二三十万元，只能由《财经》承担，该杂志追求新闻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尚不知道中宣部是否对该杂志追究该杂志负责人的政治责任。

   2007年，至少有香港、德国、美国、法国的记者在中国采访群体性事件遭到警察的盘查，如广东汕尾的东洲村当地渔民阻止电厂施工现场，禁止外国记者采访；河北定州油坊村村民因失地引发抗争，当地政府严密防范境外记者采访，并密切监视记者，一旦发现就将该记者驱逐出本地。1、2007年7、8月间浙江杭州市吴山景区大井巷历史街区私房业主不愿意搬迁，一名德国自由撰稿人自愿陪同房主一同居住，守卫私房，表达无声的抗议，引起了当地警察和政府人员的密切监控，进行盘问，要其出示护照和证件，最后警察要求这名德国人离开这个地方，但警察没有强力驱逐。2、2007年12月5日山西洪洞县发生一起导致105名矿工死难的矿井爆炸事件，香港凤凰电视台女记者雷宇前往采访矿工家属及医院里的受伤矿工，受到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当地警察及便衣严防死守，采访无法进行下去。3、南京的孙林（笔名孑木）以设在美国的博讯新闻网、博讯电视台中国记者身份在南京及浙江等地进行采访，遭到当地警察的严密监视，2007年孙林被南京警方指控涉嫌触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秩序罪而被刑事拘留和逮捕，被至今仍被关押，尚没有公开宣判。2007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蒋建鸣到博讯记者孑木家，告知孑木其近期进行的系列采访报道是"非法采访"，并明令禁止，还拿走了他的博讯记者证。该主任无视国家对奥运会之际开放境外记者采访的规定，5月底还由警方逮捕了孙林﹐目前孙林关在南京的监狱中。其维权律师莫少平介绍，警方询问了孙林的采访活动，并告诉他之所以逮捕他，是因为他拒绝停止为海外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网"撰写新闻。孙林的妻子何方也因被控"非法持有爆裂物"而遭到关押。海外巴黎的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由于针对孙氏夫妇的指控显然都是捏造的，中国当局应立即释放两人。4、2007年11月，持有香港网络刊物中国反腐周刊证件的大陆记者徐祥在湖南长沙采访长沙市政法委书记兼长沙市公安局书记的谢树林，并在网络上写批评报道，善意批评其为"了难书记"（意为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受到长沙警察的盘问，警察见徐祥出示的是辽宁省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以他持过期假证为由将他拘留10天，后在舆论的呼吁下和徐祥本人提出行政复议而减为10天的行政拘留处罚。同行的持有香港中国舆论监督网记者证件的新闻撰稿人李新德只是被谢树林拒绝采访，但没有被拘留。

   二、新闻就是宣传，传媒工具就是"党的喉舌"，有舆论监督就有反舆论监督

   新闻在中国大陆是党政权力机关的一个听话工具，被称为"党的喉舌"，记者以宣传政绩为主，负面报道就是负面影响，严加控制，所以调查记者只可以在狭窄的空间中做一点报道真相的事情。中国记者做舆论监督的报道被绑手绑脚，就连中央电视台记者也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可言，异地监督也是在局部小范围内进行，如《南方都市报》对厦门PX化工项目、山西黑砖窑、陕西华南虎政府不诚信等外地突发事件进行大幅报道，却对本省发生的番禺太石村维权、东洲村民对当地建设电厂的抗议群体性事件、被指控非法出版的异议人士杨茂东（郭飞雄）的冤屈等却禁止报道。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统计，中国现有三十多名记者、新闻撰稿人被关押，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至今没有出台保障记者采访权和新闻自由的法律《新闻法》——尽管每年都有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进行呼吁。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到河南省郏县采访群众举报当地国土局赫少华泄露群众实名举报信问题，却目睹了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进行推诿和搪塞。此前的2006年群众就开始举报了，一年多过去了，所反映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刘万永来到郏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出示记者证并说明采访意图后，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先给他一份文件让"学习学习"，该文件称：为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所有来郏县采访的记者，无论是宣传报道还是舆论监督，必须到县委宣传部报到。记者采访必须出示记者证、介绍信和工作证。按照新闻出版总署规定，记者证是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采访时的身份证明，无需出示介绍信和工作证。可当地要求必须按照县委宣传部规定提供所谓"三证"，否则不接受采访。同时该工作人员还质问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也关注土地问题，无论是采访县纪检委信访室还是到宣传部，均找不到接受采访的官员，一路采访被拒绝。

   尽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管制加强，但体制内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展江主持的中国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已经开了第七届，从2001年开始已经是第七年，第七届研讨会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室共同举办，于12月16日-17日在北京召开，香港凤凰周刊的调查记者邓飞及民间调查记者石野也得以参加，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近千名与会师生代表与各界舆论监督人士和专家进行了交流。不过，由《南风窗》前记者郭宇宽等人筹办的中国调查记者研讨班2007年的"年会"没有大规模举行。2006年7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展的上年"年会"由于上百名记者参加，受到了北京警方的关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邓小平时代》作者杨继绳、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香港《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等与各地调查记者座谈。展江教授2007年8月28日还受邀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搜狐网评论主编赵牧、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等体制内传媒人士，一起与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座谈人权状况、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和存在问题。默克尔还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提到"新闻自由"，特别指出2008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良好机会，并指出"没有人有权力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人类的尊严不可分割"，而这些权力包括宗教自由，出版和言论自由。2006年5月，默克尔访问中国期间，就与一些不同社会团体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其中包括因为出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而受到地方官员迫害的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以及曾经入狱多年的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在国际压力面前，这是少有的进步一面。

   三、中共高层官员也没有言论自由

   在中共高层，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重提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同样也面临着解放思想的问题。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表面上看是把其当作打开政改大锁的钥匙，可所谓的以解放思想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又变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改，从来没有真正启动过，又如何深化？看2007年，知识界和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都在呼吁从网络论坛的发言到媒体的评论也能听到、看到这种呼声。可温家宝总理本人也没有言论自由，他于2007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明显回避前总理赵紫阳。当时是法国世界报记者问："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了，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他的东边也就是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呢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行了民主和多党制，我想请问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谢谢。"只见温家宝很广泛地回答了一句话："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和我谈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闭口不谈赵紫阳，此前他也在相同的记者会上回避"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

   中共十七大之前，全国两千家报社、九千多家杂志社之中，作为努力发出"政改"呼吁的媒体之一的《财经》杂志，2007年10月15日刊登其主编胡舒立文章《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事实上该文期待政治体制改革，却不是将"窗户纸"捅破，而是替中共维护正统声誉分忧的纳谏式言论。她此前还在7月份提到胡锦涛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主要是指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可胡锦涛所主张的"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事实证明已完全沦为口号，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负面影响亦愈加显著，不切实全面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开放新闻自由、保障法治，为建立民主制度提供看得见的动力，这样的口号只能是误国害民。简单概括说，今日之中国，言论自由是第一要务。没有民意的自由表达，解放思想推动政改只能流于空谈，胡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也不过是一纸"作作样子"的白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