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我所认识的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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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按世俗标准来察看，那么余杰并不算一个有趣的人，他不苟言笑，不是个谈笑风生的人物，为人谨严，不是个机锋迭出的人，偶尔严肃得让 你感觉到有一点呆板。交谈一久，除了思想的激烈碰撞外，没有多少可供调剂的花絮，他很少说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爱说的黄色段子以及讽刺入骨的政治笑话，包括 流行于市井的属于“国风”的民谣，自然使人略感沉闷。要言之，余杰不是个佚闻性质的人物，附着在他身上的趣事并不多，这是我与他交往多次所得的直接感受和 理性判断。这或许与他对幽默的态度异于常人，且不那么喜好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他对王小波与钱钟书的幽默之评价中显示出来，尽管王小波与钱钟书的区别甚大。 那种在纸上飘忽犀利、直捣黄龙的风景，一股长途奔袭的少年英气，在他的谈话中全然不见。这说明他是一个深得“讷于言而敏于行”之正传的人，他在演讲中略有 口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他将某些事情讲得流畅，但也避免了浪漫滔滔，一泻千里，没有边际的打胡乱说。这样一来，反倒成全了他，可以使他对某一问题停顿 下来，有时间加以深思熟虑，从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不时还免不了偏颇，但确乎是自己领悟而来，非那些蹈袭稗贩者可比。
   

    余杰在与朋友的交往中，除了自己的思想以外，他并没有多少在外形上的特立独行之处，相反倒是很合群的，仿佛“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既不大 块吃肉，亦非大碗喝酒，更说不上放浪形骸，这和传统意义上称为才子的人相去甚远，尽管他也诞生于所谓巴蜀自古多才子的蜀地。不过，他自己的思想，以及内心 深处的想法，却是与众不同的，尽管他强调的许多问题也不过就是常识而已。由于他性格比较内向，而又要想做点不同于常人的事，别看他的读者众多，但其孤独的 命运便是前定的，而不少人对其自以为正确的解读，或多或少都有些谬托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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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曾读过《钱钟书散文》中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先生21岁那年写的。写的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但我忘不掉其间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深 藏若虚的机巧，近乎全身远祸的韬晦，使我吃惊不小。这篇文章并不算钱先生的得力之作，但一个21岁的年轻人，居然能如此洞悉世事，并懂得巧妙的规避，使我 在暗服之余，产生不可名状的悲哀。这就像我研读先秦诸子时，看到先哲们在两千多年前令人惊异的表现，他们的著作中固然有不少至今仍然闪光的思想，但更多的 却是充溢着努力苟活下去的技巧及其相关智慧，这使我对一个民族处于少年时期，就生产出一些过于苍老而世故的“思想”而悲凉。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过早世 故，并不件值得夸耀的事，这正好说明我们文化及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缺陷，使得个人选择变成某种对现存制度的曲意迎合。其实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在真 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下，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并不靠世故去获得，要活命就更用不着世故在其间来帮忙，人们只须努力创造、发挥自己的特长便可。但是我们民族几 千年却将最大的智慧花在怎样苟活上，这不能不说我们民族的悲哀。
   
    好在尚有例外，还有不过早就世故的人，27岁的余杰便是如此。余杰和人们印象中的书生一样，都是白面而文弱的，如说他也是一个才子的话， 就是一个有思想锐气的才子。因此他的文章笔夹风雷，字带利刃，对专制制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梁简帝所倡导的，为人宜当严谨，为文且须放荡。余杰在与梁 简帝的旨意并不相同的层次实现着这一点。自然，这并不是说余杰的文章机锋迭出，暗伏杀机，更不似一些人的文章那般云山雾罩，终其篇而不知所云，而是自然明 朗，直来直去，一目了然。但这样的鲜明直接，并不是说其行文遣句时，不深具用心。余杰文章的“放荡”，在于其心态比很多文人正常而坚定，猛锐而不躲闪，即 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要明了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制度的批评，对文明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余杰所著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 不说》、《文明的痛创》、《想飞的翅膀》等书，无不浸透着作为一个公民、一个青年思想者对社会生活、制度及文明的真知灼见。
   
    谢泳兄在评余杰参与策划的“新青年文丛”中杨竞的《林中响箭》一书时，曾一语中的说过像杨竞、余杰他们这种写作是“青春写作”。“‘青春 写作’是这样一个意思，它主要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充满激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缺乏理性；它有鲜明的立场，但那个立场又是不稳定的；它的文字风格是那种初看非 常有才气，但细读又不是很有回味余地；它对现实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但它的力度又是感情的一时宣泄。”(《青春写作》，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 日)余杰的一些写作也是可以归入此列的，比如对王小波文章的批评，在我看来，做出了不太合理的评价，这里存在对幽默以及对自由主义态度的误解。哲学家穆勒 曾说过，专制使人冷嘲。而王小波一些文字真得冷嘲之精髓；虽然我对余秋雨的一些文章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表演”，尤其是他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持批评的态度， 但我对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长文中，用“文革妖孽”、“文化流氓”来评价余秋雨，我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这是余杰锋芒有余、理性不足所导 致的。如不加清理，余杰就会进入自己所批评的怪圈之中，形成思想理念上的矛盾。这样看来，余杰所写的书也可以部分归于谢泳兄所说的“青春写作”一路。
   
    但余杰在其中的不同还是有目共睹的。譬如对专制制持续而越来越理性的抨击，对张承志泛道理主义的强有力的解剖，以及《想飞的翅膀》一书中 所附录的关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讨论，他与各位师友的交流，对自己理性的审视，并不惮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这就并不是“青春写作”所能概括的，也是青年人包 括许多中国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保持我自己的乐观，余杰将来的批评在破坏的同时，会有更多的建设，必将在锋芒之中蕴含着越来越多的理性。 因为这样的话他早在批评张承志的泛道德主义的文章里，就已经说过了：“当下社会的失序状况，固然是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更高程 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才能克服。这是当下知识分子发言时，必须首先具备的一个认识标准。只有这样，他的思考才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他 的态度才是宽容的而不狭隘的，他的建议才是可以操作实施的而不是令毛骨悚然的。”(《皇帝的新衣》) 与其让我看那些过于世故的写作，不如让我看青春写 作；与其让我看青春写作，不如让我看尖锐而有理性、锋芒而又表达着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写作。唯其如此，才与我们所倡导和认同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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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强调过，余杰所提倡和强调的，平实地看，不过就是常识而已。但不幸的是，这些常识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缺乏的。也正因如此，余杰遭 到不少人的误解和批评，说他的书中没有思想的原创性，不注重学术质量，更没有自成的体系。其实这种说法，只看到思想原创性和自成体系的重要，而放弃了对中 国现实生活环境的关注。且不要说，当今中国没有几人的思考有原创性且自成体系，就算有，面对当下中国人之生存境况，像余杰这样努力倡明一般读者所不知道， 即便知道但不甚了了的常识，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譬如对人的尊重，对个性的张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个人利益的完全维护等等，都是寻常读者所应当知晓 的，解了普通读者因媒体的控制、误导而造成的错误认识。可以说在中国，像这样的常识，据我保守估计，再倡导200年都不过时。
   
    鲁迅曾说过“无情为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自己服膺的思想前驱，余杰在这一点也堪称得鲁迅之“嫡传”。在这个视爱情、友情为多 余的时代，犀利猛锐的余杰，却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分外看重，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与亲戚朋友的交往中，更体现在他对真挚爱情之不余力的追寻 里。像关于他初恋的长文《那段岁月，那段爱情》，就写得极为真挚深情，这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关于爱情故事里，令我感动的少数篇章之一。每次我重读这篇文章的 时候，就仿佛与余杰一起经历一次那种无望的爱情。他初恋的女友我也见过几面，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以我的观察，可能做一般朋友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虽然我这 种说法，要被人唾骂为事后诸葛亮。如果余杰只有犀利猛锐的一面，而没有真挚深情之衬里，那么余杰是残缺而令人遗憾的。而且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即便活在世 上，也让我感到他不曾真正活过。好在这一切并不曾在余杰身上发生。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的社会，因为只有真正开放的社会才允许制度上的试错，并不是梦游一样去夸大制度的完美， 而在于制度逐步向着更合理更人性的方向改进；一个有着不懈活力的人，只能是一个心胸及思想开放的人，对自己的错误不停地修正，甚至忏悔，使自己成为自己所 倡导的多元价值观实践者的一部分。正如一句著名的英国格言所示：最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的敌人。作为余杰的的朋友，我希望余杰更多地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以 及相应的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不是为了向别人标榜自己谦虚，而是自己进步之必须。我们应以此共勉。
   
    2000年1月31日—2月1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