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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建构“港深都会”是两地发展的共同需要。报告建议兴建铁路连接两地的机场,打造港深超级空港;向深圳居民发出智能通行证,让他们自助过关到香港。报告还提到缩小香港边境禁区,成立半官方机构,让深圳河套地区成为港深都会的示范区。其他建议包括建立两地银行合作机制和增加香港的大学录取深圳学生的人数等。
该研究中心的主席胡定旭认为,虽然港深两地存在竞争,但可是透过磨合达到双赢。他说:“现在并不存在香港赢了深圳,或者深圳赢了香港的问题,而是彼此合作推广都会,吸引很多外国投资者,增加两地经济的发展。”
在我看来,这份报告就像是一部外星人撰写的科幻小说,比哈利波特的故事还要异想天开。这些研究者完全忽略了香港与深圳在自由、人权与法治状况方面的天壤之别。将这两个精神气质完全不同的城市“乱点鸳鸯谱”,其结果必然是哭哭啼啼地闹离婚的悲剧。
香港回归之后,尽管自由、人权和法治状况日益受到大陆的侵蚀,港人谓之“温水煮青蛙”,但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格局基本保存下来,香港居民仍然是一个享有自由、人权与法治最多的“高等华人”群体。港人对于那些企图破坏其生活方式的阴谋,如二十三条立法等,以数十万人的大游行奋起抗争,让本来一意孤行的北京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抛出董建华和叶刘淑仪作为替罪羊。由此可见,港人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一个“深圳化”的未来。
深圳虽然是大陆经济特区中最繁荣的地区,是“特区中的特区”,但在政治上一直紧紧地与中央“保持一致”,形成了“经济右”和“政治左”的畸形格局。深圳的发展得益于中央在经济政策上的“网开一面”,深圳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和榜样。所以,长期以来,深圳官方和民间达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捍卫中共的专制制度,是保障深圳经济特权的前提。
另一方面,深圳是大陆言论控制最严厉的地区之一。与广州新闻媒体领全国风气之先、努力突破新闻控制相比,近在咫尺的深圳媒体却如同一潭死水。一名在《深圳特区报》任职的记者告诉我说,报社每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所有员工必须参加,就连北京的《人民日报》都没有行礼如仪。不仅深圳本地媒体鸦雀无声,深圳当局还要查收外地媒体,如报道深圳负面消息的《南方都市报》,即多次在深圳遭到查扣。深圳地方当局打压异议人士向来也不遗余力,比如将经济学家何清涟逼走异国,比如没收政论家赵达功的港澳通行证等等。深圳罗浮海关是对书刊检查最严格的海关。我的一位朋友帮我携带几本我在香港出版的著作《拒绝谎言》和《天安门之子》,全部被海关没收。
倘若中央政府要包办香港与深圳的这桩婚姻,香港人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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