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这年头，很多人都在哭穷。北大新闻学院兼职副教授周忆平（即著名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在北大的工资单，他的月工资为四千七百八十六元。阿忆抱怨说，这点工资少得可怜。

   其实，这份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大学中同级别的教师的收入。北大毕竟是政府重点扶植的“最高学府”，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门面，北大有充裕的教育经费。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闻学院，教师待遇更是高出平均水平。阿忆自己也承认，有些“开源”能力比较弱的系科的正教授，也拿不到此数目的工资。
   阿忆在北大仅仅是兼职，每周也就两个课时而已。他每天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穿梭于各地电视台的演播室里。阿忆究竟花多少的时间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上，只有他的学生知道。这年头，即便是大学里那些全职的教师，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巴心巴肝地对待学生，更何况只是兼职的阿忆呢？这年头，也没有多少学生对他们的教授肃然起敬，教授们争先恐后地往钱眼里钻，或争博士点，或拿项目，或到校外兼课，“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照我看来，阿忆在北大的工资并不低。但阿忆本人却对自己的工资深表不满，因为他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参照系。在素有“黄金行业”之称的电视界，过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对这点收入根本不屑一顾。据阿忆说，他在电视台任职，月收入至少可以达到八万元以上，他在北京购买的豪宅亦价值数百万，开的是豪华的别克轿车。北大的这点工资，连养车都不够，哪里能让他维持如此高标准的生活方式呢？
   阿忆的哭穷，迅速得到若干北大著名教授的共鸣。某些北大教授正在蜕变成这个时代最无耻的人。在这些名动天下的教授当中，有歌颂皇权鄙视民主的海归博士，有受宠若惊出席北韩使馆招待会的金家王朝的粉丝，有宣称官僚越腐败则经济越有活力的经济学家，有论证乡规民约比现代法治更好的法学家。北大已经由“常为新的、与黑暗势力作战”的“中国的良心”，沦为官与商的帮凶、帮忙与帮闲。北大像血吸虫一样贪得无厌地耗费着巨额的民脂民膏，却不曾想过自己应当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为深陷于苦难中的同胞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昔日，我曾经为北大人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今天，我却为此而感到深深的耻辱。
   就在“北大教授哭穷”成为网民和媒体争议的话题的时候，我却看到另外一则关于一位小学教师的新闻。
   刘念友，重庆市开县北斗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开县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北斗村是开县郭家镇北斗地区最偏远、最贫穷的山区，北斗村小学距北斗中心校步行需两个多小时。在当地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背了时都莫到北斗去。”刘念友却主动申请到这个“鸟都不屙屎的地方”去任教。整个学校就他一名教职工，要教一个三年级的所有学科，十七名山里娃。
   这份工作未必比阿忆在北大的工作简单。开学第一天，刘念友的心就被孩子们深深震撼了。“本以为开学这天，娃儿再穷也要穿得光光鲜鲜的，可他们一个个都像叫花儿。几乎所有孩子都穿着极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是用其他布料接成几截，有的能明显看出是大人的。大多数没有文具盒、文具，有的只带二十块钱来交学费。”刘念友当即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二百多元，帮几个学生交清学费。当天放学后，他又匆匆赶回家，从家里仅存的三百多元中拿出一百五十元，为几个贫困生买文具、买衣服。“总不能眼看自己的学生因为没钱而辍学吧！”
   刘念友在北斗村小学全职工作的年收入，还比不上阿忆先生在北大兼职工作的月收入。谁更穷呢？阿忆教授在网络上高调哭穷，刘念友却如春雨润物默默无声。有人说，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之间，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学识不同，精英与大众也许就应该有这样大的差异。北大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不就说过——如果北大教授个个都有了别墅和豪华轿车，中国就实现了现代化吗？至于刘念友们的命运，那些高傲的教授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
   在一对儿女的眼中，刘念友是一个狠心的爸爸。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父亲并未给他们准备充足的学费。两个孩子在学校里连吃饱饭的钱都没有，只好在学校的食堂里打工，才换取到可以果腹的食物。 但是，在刘念友教书的班上，在他的学生们眼中，刘老师却是一位“很有钱”的老师。刘老师经常帮助那些家中十分贫穷、缴纳不起学费的孩子，甚至连很多孩子的生活费以及生病了买药的钱，都是由刘老师支付的。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从教二十八年，刘念友每年都在资助自己班上的贫困学生，他的班上从来都没有因为钱而辍学的学生。以他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可能承担这一笔又一笔的费用。那么，刘老师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久而久之，学校里的同事和家人们发现，刘念友在周末和寒暑假经常“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上哪里去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北斗村中心校校长发现，刘念友的耳朵背后全是黑色的煤污。经过一番盘问，他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刘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矿下井挖煤，靠挖煤换来的钱资助班上的学生。
   后来，一位记者跟随刘念友下井，他这样描写刘念友一天的挖煤生涯：“清晨七时，开县郭家镇麒龙煤矿主井。天还没亮，四十八岁的刘念友便和工友一道背着电瓶、顶着矿灯，行进在狭长的主井甬道中。头顶不断淌下的水滴很快将衣服淋湿，空气也越来越差，鼓风机巨大的轰鸣声在井下回响。二十多分钟后，他们来到距洞口一千五百米处的东大巷掘井口。掘井口空间矮，要猫着身子才能活动，地上堆满先前凿下的原煤，被水泡得黝亮，潮湿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原煤气味和汗味。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刘念友麻利地躺在地上，娴熟地用凿子凿着头顶上方的煤层。煤块松动，煤碴掉在净是汗水的脸上，他用手抹了一把，再凿。二十分钟左右，他就地休息两分钟，继续。”
   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能够承受的。我建议阿忆教授去亲身体验体验，他就知道自己仅仅靠嘴皮子吃饭实在是太容易了。刘念友却这样干了一年又一年。与刘念友一起下井挖煤的农民工，都很佩服刘老师的吃苦精神，同时他们也感到十分困惑：“既然他是个老师，是个文化人，有固定的收入，为什么还要来井下受这份罪，挣这点钱用命来换的钱呢？”然而，正是靠着这笔用生命换来的钱，刘老师才让所有的学生都完成了所谓的“义务教育”。
   刘念友从来没有哭穷，即便他大声哭穷，也不会像名人阿忆教授那样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刘念友一边在暗无天日、危险重重的井下挖煤，一边在课堂上告诉学生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阿忆教授却在心安理得地哭穷，因为他傲慢地认为自己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不该只有这么少的工资，尽管北大副教授的职务只是他的一份兼职，他在电视台的那些肥缺并没有统统辞去。
   富人总是感到不足和不满，穷人却自己动手改变现状。刘念友便是鲁迅说称赞的“埋头苦干的人”和“拼命硬干的人”。我不知道阿忆在面对刘念友的时候会怎样。想来，这位巧舌如簧的电视人，在公众面前会虚情假意地赞赏刘念友一番，然后又在背后说，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阿忆说出了许多北大教授的心声，他们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分配到更多的利益。北大人已经不再为弱势群体而呐喊，他们只为自己的私利而呼吁。北大不幸地变成了自私自利者的天堂。一群自私的老师，将一群全国最聪明的学生，教育成了新一代最自私的“精英”。这些年来，北大不断伸手向社会“要”，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以文化和科学的创造以及对公平和正义的捍卫来反馈社会。
   北大教授阿忆和小学教师刘念友，一个人高居金字塔的顶端，一个人匍匐在金字塔的底部。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不是像周忆平这样学识渊博、口吐莲花、食有鱼出有车的高级知识分子；二十像刘念友这样默默无闻、春蚕吐丝、肩起黑暗的闸门的普通公民。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