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是我的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得诗人冯至在一篇回忆北大生活的文章中写道：“我经常怀念的是在简陋的校舍里学习的六年。因为那时，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彼时彼地，便好像感到一种回味无穷的‘乡愁’。”对于我来说，虽然毕业离开北大好几年来，也曾多次返回北大看望老师和同学，但返回母校的心态跟昔日在北大念书时候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不知不觉之间，自己成了“旁观者”。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已经如流水般逝去的在北大念书的七年，已经成为我永远的“乡愁”。

   北大不是一个嬉戏玩乐的好地方：跟其他全然是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大学新校区相比，北大的“硬件”简直糟糕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宿舍阴暗、澡堂拥挤、食堂简陋、图书馆一座难求。但是，北大却是读书人的好去处，正如蔡元培校长所说，大学之大，不在大厦，乃在大师。今天的北大虽然已经大师凋零、青黄不接，却仍然有一样东西是其他许多大学无法与之相比的，那就是北大有一群坚持将五四精神、自由传统的薪火代代相传的教授。这些有人格感召力的老师当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还有刚刚登上讲台的年轻教授。无一例外，他们家中都有丰厚的藏书，一般而言，家中没有藏书的教授不算是好教授。而师生关系亲密程度的标尺致意，便是学生是否被教授邀请到书房中去谈天说地。我在北大的七年间，在教授的书房里所受的教诲，远远大于在课堂上的收获。
   美国学者皮特说过，老师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业。这种“权力”，不是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权力，而是一种更有价值、更倾向于永恒的“权力”。作为教师，有权启迪、有权激励火花、有权浇灌干枯的树根、有权提出疑惑的问题、有权尝试怎样回答、有权谴责躲避真理、有权建议该读的书、有权指点迷津。在北大，老师的这一系列“权力”，是在其书房中而非在课堂上完成的。北大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大有这样一种悠久的传统：他们的书房永远向那些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学生开放。他们的书房是一扇窗，他们自己通过这扇眺望更远的地方，他们也让学生们趴在窗框上一起眺望。
   我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每逢周末都会到老师们的书房去，跟老师请教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我念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是夏晓虹教授，于是她的夫君陈平原教授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准导师”——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聪明计划”，我的导师由一位变成了两位。在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里，我经常和师兄弟们一起到北郊西三旗育新花园老师的家中，在老师的书房中聊天。或者是报告论文写作情况，或者是普通的节日团聚，或者是老师有新书出版，每一次师生十几个人一起研讨学问，通常直到深夜才结束。回学校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凑一辆车，一般要找三辆出租车才能装满。
   老师的书房不大，各种书籍杂志堆积如山，连茶几上也几乎没有一处空地了。两位老师除了关心专业方面的著述之外，对其他领域的若干新书也聚而读之。许多新书都是两位老师介绍的。老师家中，除了有好书，更有好吃的。陈老师爱吃山楂片，夏老师爱吃巧克力，学生都有份分享。有一段时间，夏老师刚从日本讲学归来，从日本带回来很多精美的点心。正好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帮学生围坐在老师的书房里，清茶、月饼、点心、窗边的满月与满室的书籍，还有两位笑咪咪的老师。我们像是一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好像又回到了古代的书院之中。
   除了自己的导师之外，我还去过其他很多老师的家，参观过各种摆设不一的书房。记得有一次去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周先慎教授家，先生的藏书大都是古迹。周先生用四川话与我拉起了家常，原来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过几十公里。那天，天气很热，先生穿着一件雪白的汗衫，眉飞色舞地跟我谈论《聊斋》，简直比观看王祖贤的《倩女幽魂》还要惊心动魄。还有一次我去严家炎教授家，那时我正因为一篇文章惹祸上身，工作受阻。严先生对我的处境非常关心，亲自写信推荐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念博士，告诉我说：“到那边你不会有压力，也可以安静地做几年学问。”不过，我告诉先生说，我志不在此，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钱理群教授的家是我去过次数较多的地方，从燕北园到西三旗，钱老师的家越搬越远。钱先生的书柜里，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一套一套的现代文学大师们的全集。而在这间书房里，最不缺少的是钱老师朗朗的笑声。在王岳川教授的书房里，说不定还可以听到他亲自弹奏钢琴曲；在曹文轩教授的书房里，则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儿童文学著作。中文系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方式，都是“严”与“慈”的结合。徐志摩说过，他在剑桥的学问都是在导师的书房里，被导师的烟斗熏出来的。我还算幸运，在过从甚密的几位北大老师中，并没有一位是抽烟的，我在学到真知的同时，也得以免除“烟熏火燎”之苦。
   中文系教授的书房，藏书之多，在北大的各系科中大概名列前茅吧。书架通常“顶天立地”，占据了书房的大半空间。在这样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真有“坐拥书城”的自豪感。那时，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如此数量和质量的藏书呢？我毕业之后几年来，买书的速度也几乎赶上了好些老师，从租房到买房，搬家数次，刚刚搬家不久，多出来的空间便迅速被新书填满了。如今，我的藏书已经不比某些老师少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老师们的学问与人格呢？
   可惜的是，在日渐喧嚣的北大，这种“书房里的学问”正变得愈发稀少。年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趋于淡漠，年轻教师似乎更看重职称与收入，放在教书育人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他们的书房不再向学生们开放，他们自己在书房中停留的时间也不多。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有多少教授还愿意花时间与学生们的清谈呢？随着老教授们一个接一个地退休和离开，今后的学生们还能获得与老师分享书房的优待吗？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改定